从“戴帽中学”到“修地球”

    公交车在湖城南门外17公里、104国道1378路标处的钓鱼台站停了，我临时起意下车，稍拐进去一点路，看见边上有一块大石头，上面镌刻着“钓鱼台”三个红色大字。 
    无数次途经，无数次没有落地，与村民三句话一聊，才弄清楚这里就是原来的吴兴县青山公社里山大队。我恍然大悟，如果当年服从分配的话，我就该作为知识青年在此插队落户“修地球”了，葱郁山坳里的某个角落就是我的栖身地，潺潺涧水或许滋润出另一个自我。这正是：两叶能蔽目，双豆会塞聪。

    在村庄里兜了一圈，有村民告诉我，钓鱼台那时有很多下放青年。我说，是啊，我本来应该是你们这里的社员。接着，我报出一个我认识的知青名字，他说，认识的,是下在我们队里的，前几年还来过一次。
    说来话长，那个“特殊年代”，上大学似乎是前朝的事了，已经没有了“鱼和熊掌兼得”的余地。一般初中毕业就等于失学，到龄后出路只有一条——除了分配到生产建设兵团去的以外，毫无退路地上山下乡,也叫插队落户。后来政策调整为家里有一个以上兄弟姊妹上山下乡的，可以留城分配到企事业单位工作等，也就是说，保住了城市户口，有了一只“铁饭碗”；再不，就会成为社会闲散人员。
    那时的人们对上学读书顺其自然，不是很当回事。小学似乎基本能满足求学者，中学就比较少了，初中满足不了，高中更是稀缺。特事特办，“特殊年代”里创造了特殊的“戴帽中学”。所谓“戴帽中学”，是在小学的基础上增设初中甚至高中班，有点类似给人戴了一只帽子。它本来是“特殊年代”期间城郊接合部农村教育特有的现象，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题，办上几个初中班，或由原来的小学老师任课，或调来几个新老师就是啦。
    可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至六十年代初的“光荣妈妈”多子多福成效显现，适龄孩子迎来了求学高峰；也许经济的滞后，办不了更多的学校。还好,想出了“戴帽中学”的办法，把它延伸到了城市。湖州城里在几所至今都有点名气的完全小学里，每届开办两个初中班，比如，爱山小学（反修战校）、湖师附小（湖通五七学校）、月河小学（工农兵小学）等，大概共办了四五届，如此基本满足了小升初。

    不要说，“宁可当鸡头，不要做凤尾”“是金子总会发光”这些话有点道理。“戴帽中学”在小学里是最高学府，学校把最好的老师，包括当时已经停办的湖州师范、师专的下放老师调过来教书；平时出头露面的机会相对比较多，直至后来与小学分家和停办了。
    要读高中，回望那时的教育资源和社会需求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了。轮到我们这一届初中毕业，听得有升高中的机会，默默有点高兴；但告知只有30%的录取比列，貌似现在考上了211、985大学，又有点黯然失色、信心不足。看看现在这些年的学弟学妹基本上都能上大学，甚至通过各种渠道也能拿个“大”字头文凭的比例，这是多么幸福啊。
    听说比我们早几届升高中是推荐选拔的，可能也要考一下的。轮到我们初中毕业时，除了毕业证书，还真出现了肄业证书，这个“肄”字就是那时初步认知的。可惜的是，有些成绩好的同学，因为所谓家庭政治历史问题等，被拦在了升高中的门外。

    当时的普遍趋势，能够初中毕业就意味读书生涯的结束，等着先去找个小工做做，现在称为打工，每天有一元钱左右的收入，再迎候留城分配工作或上山下乡。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轮到了升学，但失去了挣钱的机会。初中毕业前经过自愿报名和初审，学校同意我参加中考，考场设在刚迁址新建的湖州第四中学，考试那天记得是7月7日，后来恢复高考，正儿八经的考试日期也是这一天，直至本世纪初提早了一个月。
    男孩顽皮，心惊肉跳地考完后就不当回事了。毕竟初中毕业了，达到当时社会对文化程度的一般要求，所以一方面强烈要求父母帮着寻找做小工的机会；另一方面，自己冒着炎炎夏日东奔西走打短工。每天傍晚照例到离家不远的龙溪港里游泳。暑假后阶段的一天，我和一帮小伙伴在龙溪港里游泳回来，路过湖州第四中学，跟前几次一样,小伙伴纵容我转进去看看有没有发榜了，我本心理承受能力不强，加上受读不读高中没有明显优劣之分的影响，不想赴蹈名落孙山之辙。但这次确实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中榜题名,也就是说入列了30%。

    说白了,那时的高中也算是“戴帽中学”，好长一个时期内，每所中学都是初中、高中合在一起的。按地段划分入学的湖州四中原先一直以初中为主,比我们高一届时才招了两个高中班。有人说,在那个年代没有好好读过书，主要是受“读书无用论”和没有再升学的倒逼机制影响。这话没有错，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教育教学条件无法与现在相比，我就记不起学校的图书馆在哪里。
    县里的图书馆倒是常去的，在现今的爱山广场，原来有幢人文历史悠久的韵海楼，后来搬迁到飞英公园了。楼上是文化馆，楼下五开间是图书馆，一间或两间是借阅柜台和藏书室，三间或四间用于开放式阅览。阅览室靠北面的墙边是一排落地报纸架，各省区直辖市的机关报比较齐全，可以不办手续自由翻看。那时没有借书证和外借，我们用的是“红卫兵证”就地借阅。当时很多书都禁封了，适合看的书实在不多，如果想要看完一本书往往得来回好几次。记得为了看《闪闪的红星》这本时髦的中篇小说，我利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断断续续一个多月才看完，连馆里的借书阿姨不用看我的证件就叫得出我的名字了。

    县级图书馆尚且如此单调，好在同学之间、朋友之间有些“禁书”互相借阅，一般都是以小说为主，一本书借到手都已经很旧、很破烂了，就自觉抓紧做完作业后看起来。晚上，大人为了省电一般不让长时间点灯，只能钻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看。手电筒的电池算是高消费了，不敢多用，我就绕了一个变压器，把电压降到6伏和9伏，接出一个小灯泡挂在床头自得其乐地看书。那时，有报纸的家庭微乎其微，而且都是大人订的。我摸摸袋里有几个小钱，就订过一段时间最廉价的《杭州日报》，四开四版，每月五毛钱。当时的嘉兴地区办过三年不到一点时间的《浙北报》，放学回家时顺便到母亲的单位里去翻翻。
    城里唯一一爿大概五开间的新华书店，销售的书也不多。不像现在敞开式任挑任选，是隔着柜台，看到封面后向营业员索要，调换得多了，或翻的时间长了，难怪营业员会反感和呵斥。积攒的零花钱不敢多买一本书。按现在的眼光，那时的书不贵，四五毛一本算是高逼格了，刚才说的《闪闪的红星》才0.35元。小学年代会时不时买连环画看，或到书摊上去看一分钱一本的小人书，也曾到邮局去订过一个月一期的《工农兵画报》，每期是5分钱。
    虽然知道高中毕业后没有了再升学的希望，但我们对来之不易的30%还是认真的，每本教科书都翻得不行不行，记了许多笔记，每门课都按部就班学完，考试是规矩的，似乎没有听到过作弊的情况；老师是勤恳、认真教书的；当知道部分老师也是原湖州师范、师专来的之后，我们感到很自豪，阿Q式地认为我们就是在读师范、师专了。
    在边读书、边“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开门办学”大潮中，我们完成了各门课程的学习，分别拿到了初、高中毕业的文凭。至今还能记住一些基本的皮毛，有点肥马轻裘的喜感，也自愧缺乏寻幽入微之能力。

    说实话，尽管是不讲究文凭的年代，但中国传统文化对“识字人”的礼遇是亘古不变的，高中毕业算得上是最高学历了，是标准的“知识青年”，而且是在城里学校读的书。“城里的老七到乡下可以排老大”，这话是到了农村后乡亲们对我的包容和鞭策，至今心存感激。
    曾记否，“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掀起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整整影响了一代人，也成为了我们难以抹去的青春记忆。我是家中的长子，高中毕业理所当然轮到上山下乡，而小我两岁的妹妹这时也考上了高中，她主动提出等她两年高中毕业后，她到农村去，让我留在城里工作。家长们游离于赞成和不赞成的模棱两可之间，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一口拒绝，理由是，让我白白等两年时间，不如我去农村干两年，也许会碰到参军、升学、上调的机会；再则，毕竟我是男的，有的是力气，千怕万怕就是干体力活不怕。高中毕业那年秋天，我母亲的单位约我谈话（我父亲在外地工作），告诉我上山下乡安置的地点是吴兴县青山公社里山大队。
    无知者无畏，回家后重温了以前写的日记，有过许多长大后的憧憬，往大了说，就是要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和吃苦耐劳的品格；说小一点，渴望换一个地方生活，离家里远一点。该是兑现诺言的时候了，鉴于当时已经没有了“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地方去”的机会，揆情审视，自找门路，来到了外县的一处水乡泽国“修地球”、看别样的风景。
    于是，有了与许多同龄人一样的那段特殊经历。直至今天才偶然独步半山区的钓鱼台“戴帽钓鱼”，回首往事，古人云：“考之孤文只义之仅存，而得之乎出没隐显之间”，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