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苕溪畔读家史

    作者：蒋国梁

    每个人心中都记着一条根，客观上也确实有条根，那就是“我从哪里来”的乡愁，这是灵与肉的对话，这是对故土的神往，这是对“我”的慰藉。

    许多年前，有嘉兴的同学来湖，我无意中说起了我的籍贯应该是嘉兴的，他很好奇，问是嘉兴哪里的？我说出了家谱上记载的嘉兴鸳湖。他听后立马说我是真正的嘉兴人。原来，嘉兴鸳湖就是现在的南湖。南湖因地处嘉兴城南而得名，与西南湖合称鸳鸯湖，两湖相连形似鸳鸯交颈，古时湖中常有鸳鸯栖息，因此又名鸳鸯湖。宋代以后南湖与杭州西湖、南京玄武湖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湖，一直是浙北的游玩景区。

    过去，祖父母、父母亲常给我们讲中国的习俗、讲乡下的故事。长大后明白，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村，人们聚族而居、聚族成村，是一个传承了数千年的传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这种聚族而居的传统才逐渐被打破，或将渐渐消散。对于三代居住城里的人，我对家族本没有太深的感知，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偶尔阅览一下那部残破的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始修、清朝光绪十八年（1892）重修、民国十五年（1926）又修的《苕溪蒋氏宗谱》，也称《沧溪蒋氏宗谱》《南苕蒋氏宗谱》。好奇地关心一下类似名讳辈派的脉络和直系的名、字、号、生平等，让我稍许知道了始祖迁徙到西苕溪南岸以来历代先人的生活轨迹和耕读作为。

    真正的原住民其实是没有的，每个人都是外来户。“雉邑沧溪之蒋氏，于胜朝洪武初由鸳湖而卜筑于此，迄今承承继继计，其世则十有八也，稽其丁亦数百有奇也……”徜徉在历代先人开辟的一路一埂、一水一田、一砖一瓦，聆听明洪武十三年（1380）以来的风声、雨声、岁月声，总有一个疑团萦绕在脑海：始祖为什么在那个时期、那一年从鸳鸯湖畔迁徙到南太湖畔的西苕溪？在没有句读的家谱里一知半解地读着数十篇序言，似乎都语焉不详，只是偶尔提及“自元末倭寇入乱，而长邑地广人稀……”讲到了“鼻祖莫考，随即已始迁之祖为大宗……”由于古文艰涩，我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更无暇、无财力到鸳鸯湖畔找寻更前面“我从哪里来”的根，所以心有千千结。近来偶尔看到明朝洪武年间有桩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史料，按照有限的认知推断，似乎与家族的迁徙史有交集。

    说的是元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安徽凤阳人朱元璋在南京做了皇帝，江苏盐城人张士诚在苏州做了吴王。鼎立之时，历来富庶的吴越之地苏、常、嘉、湖一带的人很喜欢张士诚，而朱元璋视张士诚为其统治道路上的巨大障碍，旋即发动了对张的战争。“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天子，此邦（吴地）呼为老头儿。”洪武初年，吴越之地的奢华让新天子厌恶，民风更让他不懂，这样一个江南是他这个新天子所不能容忍的。为彻底消灭张士诚势力，朱元璋以“农为国本”“本固邦宁”为核心实行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对吴越之地的整饬举措之一就是把“逐末利”者，也就是工商业人口北迁。大批曾经在张士诚统治下的苏、常、嘉、湖等地的民众被赶往淮安、扬州两府，开垦泰州东、西、南园。这对于一向以工商业著称的吴越之地来说，无疑雪上加霜。这就是后来被人提起的“洪武赶散”“红巾赶散”“红蝇赶散”，还有“虚苏实扬”等说法。 

    按照年代的推算，始祖的迁徙背景正好与之吻合。不知何德何能何命运，他侥幸地逃脱了“洪武赶散”的命运，逆北迁而“扁舟泛宅到胥沧，不道时逢寇乱荒，四顾萧条思故土，单身寂寞寄他乡，无家且暂依茅舍，有力何愁乏口粮，正是机为人未识，于今还颂炽而昌。”

    也许，“轻烟拂渚，微风欲来”鸳湖的始祖为了躲避“洪武驱赶”而“行遍江南清丽地”，漂泊于“水傍太湖分港流”的西苕溪，正当举目无亲之时，看到了两墩三孔花岗岩石梁的胥仓（沧）桥，闻之此处是楚国大将伍子胥率兵安营扎寨、屯粮之地，遂定居下来，尽管“其时仅一瓦之覆，一垅之植，经营拮据”，也算是找到了“人生只合住湖州”的安身之地。

    元末明初的长兴其实也是一片战乱，以前听年长的族人介绍，朱元璋派大将耿炳文在长兴守城10年，以寡敌众，击败了张士诚，奠定了明朝东南基业。《山墟名》记载，相传由伍子胥开凿我省境内最早的运河——胥仓港，旧名“胥塘”，亦称“沧溪”，因连通泗安塘和西苕溪（龙溪港）的水路要道，受战争影响，导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造成田无主、屋无人的局面。

    春来秋往间，花开花谢，历史的航船碾压着苕溪的急流险滩，时清时浊，循环往复。家族的起起落落，人生的喜怒无常，早已布满了历史的沧桑。胥仓桥以西三四里地坐落着两个蒋姓居住的大村落，一直称作北蒋、南蒋，合称“沧溪蒋氏”，官方依家谱记载也断定本家族是明初洪武年间由嘉兴来此地定居。北蒋自然村现在仍多为蒋姓，多年前我在这里蜗居过一段时间，那时还基本能辨认出相聚百米、呈三角形的三个小村落的原始痕迹，一个叫老屋、一个叫新屋，比较大一点的叫庄里：环村都是一条通胥仓港的河，民居大都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重建的二层青砖黑瓦、铁栏栅小窗户、拱门的楼房，留存的几座也算豪华的厅屋（用作重大事项的公用房）和八字墙门、八字河埠，武康石、青皮石构筑的墙基、走廊，下雨天在各户之间穿堂入室都不用撑伞穿胶鞋，还有散落在周边的多处房基遗址，当年的兴衰演绎场景依稀可辨；庄里古村的30多户宗亲脉络基本上与家谱对上了号。再往南面数里地的南蒋自然村也是因蒋姓而居的村落，这里有钱氏家族拥有多幢清末民初的旧民居，是为长兴保存至今相对最完整的古村落，不过蒋姓还是居多……无怪乎清举人张承德在《飞斋公石泉公梅仙公合传》中写道：“长兴南乡，蒋姓大族也，诗礼传家，先世历有清望。”

    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世祖始修家谱，到清光绪十八年（1892 ），再到民国十五年（1926），历朝历代有一批名人为家谱作序，如两江总督沈秉成、侍御钱珏、赐进士勅授文林郎蒋馥、赐进士授奉政大夫潘曙、前工部侍郎钟明等，但先祖秉承“欧苏遗式”的修谱原则，没有刻意“未及朱门显达，以光大同宗”，只力倡“敦本睦族，孝友咨情、耕读传家”等的人文精神，不见“支离附会，纷纭蹭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之嫌。里面有很长段的谱引，包括谱序、家训、坟图、领谱字号、行述、诗词、人物传之类的，凡例复杂，洋洋洒洒六大木刻印刷线装本，传承有序、脉络清晰。从世系、正传、谱跋来看，我除了熟悉一点本家族所在的北蒋自然村外，还有更多的世系让村里的老人都茫茫然，是生？是役？是迁？那时，祖父母、父母亲告诉我们，一般三代以后，弟兄都要分家另立门户，有条件的家庭就会在邻近的地方筑屋建村，自成一体。我冒昧地揣度，或许社会变革，沧海桑田，“耕读世家”的普通人顾不了那么多；或许如家谱记载的：“开基在洪武间，零丁孤苦勤俭起家，一传再传至崇祯，而丁乃盛，康熙又盛矣，稠居狭隘，分支于南，又分支于嘉兴石门”“来自鸳湖聚于胥沧，且有自胥沧而迁于武林”云云。就是说，始祖在北蒋自然村立足后，越两代或再数代，瓜瓞绵延、枝繁叶茂，也许由于当时、当地诸如政治变革、战乱逃难、经济谋生和环境压力、耕作艰辛、文化落后、城市吸引等因素，而重蹈始祖从鸳鸯湖迁徙而来的一般规律，近的分支在南蒋自然村，远的则在石门（大概嘉兴）、武林（大概杭州）自成一支，开基立业，繁衍子孙，只是限于历史条件，缺少探究、走动而失联。三代无来往，也就湮没于芸芸众生罢了。

    我在西苕溪畔读家谱，其实是在读一部“我从哪里来”的正道沧桑史，它不仅是迁徙、繁衍、发展的记录，也是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人口学、遗传学和伦理道德教育的文化史。这正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