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梦想而求索着

　　作者：蒋国梁

　　年过八十的母亲每次见到我们时会提到她的徒弟萍萍，说好久没见了，特别是调到平湖乍浦工作的30多年里，自己一次都没有去过。

　　在这个夏天的一个双休日，我们遵嘱与她前往。

　　汽车上了申嘉湖高速，转常台、乍嘉苏高速，不到两个小时便到了。一路上，从萍萍近40年的湖嘉两地有梦、追梦、圆梦的人生，我想起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艰涩往事。

　　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在原来城镇户口的下乡、支边青年可以顶替退休父母的职回城政策后，陆续恢复了“家居农村的退休、退职工人，应尽量回到农村安置，本人户口迁回农村的，也可以招收他们在农村的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的规定。听老人事干部讲，这种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广开就业门路”的社会现象。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辞了公社干部的职回的城，与我母亲和萍萍的母亲同在一家企业工作。一天，在分厂上班的萍萍母亲来到我的办公室，说起自己想提早退休，让在农村的女儿顶职的愿望。我立即拿出文件，与她的要求一一对应，并向领导作了汇报，征得同意后，向主管局提出报告。

　　说实在的，三四十年前，城乡差别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城市户口和一份工作是每个人的生命线。拥有一只体面的“铁饭碗”，每个月领一份稳定的工资，是那个时代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梦想和唯一的出路。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初中毕业那年，通过考试和政审，高中的录取比例是百分之三十，而百分之七十的同学基本就失学，要等待到了年龄后，或上山下乡，或按政策留城分配工作。现在有人会问，你不可以自谋职业啊？不可以自找出路啊？有个单位和没有个单位有什么要紧？告诉你，那是绝对不可以或可能性很小的。

　　小时候常听大人讲，城镇户口是个“香饽饽”，有了城镇户口就可以享受各类副食品补贴、可以分配工作挣一份工资和劳保，就算上山下乡或支边，也有一点荣誉感和政策优惠，还有希望上调回城。如果没有被招进单位或上山下乡、支边，或手续上办理了上山下乡、支边，而不去劳动挣工分，长期回流“啃老”，也就是说没有了“正经”的生活来源和保障，就会被称为无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那时大多数的父母亲工资都不高，且他们上面的老人大都没有工作或固定的工资收入，下面的孩子多、开销大，最大的问题是自己找对象成家会困难许多。现在想想，甚于前几年“北上广”的一张户口和一套房子，但它又不同于后来的“创新”，这里有一条不可以或不可能用金钱和权力能办到的“铁律”，是一条“高压线”。

    就这样，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为了子女的前途考虑，类似萍萍母亲的情况就多了起来。他们宁可自己提早退休减少收入，并把户口迁到农村去，也要让其子女成为一个城里人、一个有正经工作的人。由于萍萍的户口是在当时的嘉兴地区平湖县乍浦农村，主管局和公安的函调来回几个月后才办妥。

    1980年4月，萍萍接转了各种手续后来报到。应萍萍母亲的要求，企业领导把她分配给我母亲当徒弟，也就成了我的师姐。我母亲那时带过四个徒弟，萍萍已是第五个了。

    我那时在做人事和劳动工资工作，记得青工初次参加工作时是3年学徒期，期满后定为一级工，拿见习工资28元，也有企业是29元的，加上2元粮贴；一年后正式定级为二级工，工资34元，也有35元的，加上2元粮贴和10元左右的奖金。到此为止，如果没有国家的调资文件，工资就没有希望再动了，这就是当时青工的“裸工资”。尽管那个时候商品比以前丰富了许多，很多票证渐渐地失去了它的作用，但时髦的“四大件”又称“三转一响”，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电视机）是紧缺物资不容易买到，价格还比较贵。好在当时价格稳定少变，比如火柴0.02元一盒、食盐0.13元一市斤、酱油0.20元一市斤、食醋0.08元一市斤，邮票平信0.08元、挂号信0.20元，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可能记忆不准，不敢妄列了。在全国基本上都平均的前提下，包括我在内，也算是衣食无忧、自我满足了。

    改革开放初期，湖州城刚刚开始走出“千年不移”，老城区很小，彼此来往步行很方便，萍萍他们经常来串个门，与我母亲聊聊生活、说说工作、谈谈前途等。我还兼做团工作，有两件事仍记忆犹新：一件是全城甚至全国青工似乎都在哼、跳《青年友谊圆舞曲》，“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这首创作于1955年的曲子，富于青春活力，较为贴切地表现了转型时期我辈的欢乐和激荡心情，不由自主地会在车间、办公室、饭堂，甚至在上下班的路上响起，使人陶醉和兴奋，仿佛曾经憧憬的远大梦想近在眼前、幸福生活就要圆梦，只要勇于去追梦。

    第二件事是《瞧这一家子》电影的上映，连看三遍都不过瘾。轻喜剧中一个个小人物的酸甜苦辣、吵吵闹闹、平平淡淡，勾勒出了一幅平静如水的市井生活画面，如一股清新的风吹拂着我辈人渐渐苏醒的心灵与对生活的挚爱，让曾经生活单调的我们如痴如醉，幻想我们的生活应该如此。也许可以说，这是“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 ”从此，人们的银屏生活也进入了繁花似锦、欢歌笑语的年代。

    那些年，许多同龄人经历了文化补习、职工中专和夜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的深造，也参与了《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讨论，投入新时期首创的群众性活动“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实践等。感觉那时物质生活条件虽然还比较清苦，但精神文化生活也算充实。萍萍他们工作上都很努力、生活上很节俭，每天上下班都是步行，重活脏活干在前，休息天来义务劳动也是常事；大多时候饭菜是从家里带来的，平常的开销最大的也就看场0.12元的电影。当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萍萍只能利用有两三天以上的节假日机会回原籍地探亲。由于交通不便，要提早买票，有时还要转车，也是匆匆去，急促回。

    直到1983年1月1日，萍萍结婚了，夫家是原籍地平湖乍浦的。我母亲因事走不开，派我与几个师兄，忝列萍萍在湖的家人作为送亲。乍浦海堤边，萍萍简陋的婚房，我们想像着《瞧这一家子》里的欢快活泼气氛，扭转着《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沉重、幽怨、郁闷。年底，为了照顾两地分居，萍萍调到乍浦一家企业工作了。那时电话是稀缺物，一个单位才两三部，号码是三位数或已四位数的，打长途要报账号；汽车站里乘车听说要转车，一天还来回不了，于是我们就不大联系了。成家后的萍萍来一趟湖州也不方便，偶尔来了总会去看望我母亲，只是我几乎没有碰到过。 1997年年底听说她下岗了，接着听说她接下破产的厂子自己创业了……

    这次陪伴母亲来到乍浦，才略知了萍萍这几十年来的拼搏和艰辛，特别是下岗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生产配件供应给上海的一些大中型企业。每天都要解决诸如资金筹措、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质量保障、终端销售和安全生产等一系列难题。“做产品就像做人一样，必须诚信。 ”萍萍说，后来上海的企业改制或不景气了，发过去的产品往往不能及时收到货款，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催讨……

    我们在萍萍逼仄的厂里走了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厂房、一排排的冲床、熟悉的机油味……我母亲更是看得意犹未尽；我自诩还能认识萍萍海堤边的家，不料被告知早已旧貌换新颜了，开车过去一看，果然是一个诺大的休闲文化公园了。萍萍告诉我们，尽管早已到了法定年龄退休了，但接手的厂还在，工人需要就业，与原先海堤边的住宅一样，现在的厂房也面临着征用、拆迁……

    回程的路上，母亲时不时在沉思，又时不时看着车外的风景，感叹这三四十年的变化太大了、生活越来越好了。母亲与每个人一样，踏上社会后从青年到中年，又到壮年、老年，历练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萍萍，还有我辈许多人，像一个瞭望哨，又是一个拓荒者，做着、做着，芳华不再了，创着、创着，留下脚印一串串。也许，我们比父辈更幸运一点，40年的改革开放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但理想境界的实现要靠一代代人的辛勤劳动。正如萍萍说起在湖州的近4年人生转换，好比读了一个大学本科的时间，永远在为梦想而求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