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859年的蚕事

卡斯特拉与尼蔡圣昌

    1859年春意盎然的季节，四个白皮肤蓝眼睛的欧洲人住进湖州府郊区一座山顶的寺庙里，他们在得到府君大人的批准后，雇佣了3个当地农民开始一个多月的养蚕实验，并且最终偷偷带走了12万昂司相当于3700多公斤的蚕种。这批蚕种后来在海运中受潮遭遇损失，剩余部分被带到欧洲卖给意大利蚕农。

    19世纪40年代法国首先出现家蚕微粒子病，然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向英国、意大利等国蔓延，这对于当时丝绸业已经非常发达的法国和英国还有意大利造成了非常大冲击。为了重振丝绸经济，一些有远见的商人开始四处寻找健康的蚕种，而中国当时已为丝绸大国，正是他们所向往的目标。

    1859年1月11日， 39岁的意大利商人卡斯特拉尼和农业科学家55岁的佛莱斯奇带领两个团队从意大利出发，乘坐“加尔各答”号汽轮离开亚得里亚海港口，限于当时的航运条件，他们要到达中国必须先到达埃及亚历山大港，然后再转乘列车到苏伊士，再从苏伊士换英国船。他们乘坐英国船“阿尔玛”号于2月5日抵达锡兰，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佛莱斯奇带领继续前往加尔各答，去孟加拉和南亚次大陆寻找蚕种；一路由卡斯特拉尼带领到中国开辟市场。

    卡斯特拉尼留有浓浓的大胡子，他喜欢着西装马甲，脖子上戴着领结，手里时常拿着一个烟斗。他和助手最终换乘一艘开往新加坡和上海的商船于3月9日抵达上海。

    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还在中国的领土上弥漫。腐败的清朝政府迫于外国人的压力开放了部分港口，但是对于外国人来中国内地考察还是非常重视，既不敢得罪，又不愿意放开。卡斯特拉尼的团队在3月9日抵达上海后，他们为了完成采购蚕种的目标立即四处奔波，因为要去湖州乡下必须经过清政府同意，而当时中国政府和英法签订的条约是不允许欧洲个体商贩或者探险家进入中国内陆。最后他们在法国领事的斡旋帮助下，得到了上海道台和浙江巡抚的允许，并且在清政府官员的陪同下于4月14日到杭州， 4月16日抵达湖州。

    卡斯特拉尼的团队共有四人组成，一个是他的助手， federigo Sciarelli，曾经在意大利帮助他养蚕，还有一个叫古斯塔沃，是佛莱斯奇前妻的儿子，以及摄影家卡内瓦。

    他们居住的寺庙有楼上和楼下两部分，楼下一共有六扇门，聪明的卡斯特拉尼和他的助手将寺庙的房间充分利用，他们将房间进行了隔离，用竹子搭起框架，用石灰粉刷墙壁，添置炉子，以确保在一定的温度下精心养蚕。

    他们从附近的蚕农中挑选有经验的三人作为帮手。三个中国人全部是男性，具有养蚕的丰富经验。

    寺庙位于湖州的东部山顶，每一天晨起，卡斯特拉尼都会站在山顶，俯视整个湖州静谧的一望无际的平原，他看见静静流淌的运河，还有平原上的谷物蔬菜，茂密生长的桑树，向西瞭望，他望见湖州城内一个尖尖的鸟喙似的塔尖，那便是湖州的飞英塔。此时此刻，这位旅居异国他乡的意大利探险家产生了无尽的遐想。是的，这是一块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的平原，它具有养蚕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寺庙里有一尊千手观音菩萨，每一天他们都在菩萨的监督之下紧张地工作。

    卡斯特拉尼雇佣的中国人完全按照中国当地的养蚕法进行养蚕，卡斯特拉尼除了认真观察以外，还精心地做了笔记。此外他还自己独立养了部分蚕，完全参照意大利的方法。摄影家卡内瓦则拍了许多照片，以便带回去研究。他们还带来了显微镜用予细菌研究。

    研究养蚕技术只是他们此行目的的一小部分，获取蚕种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而中国的闭关自守，是不允许外国人获取中国的蚕种，更不允许他们大张旗鼓收购蚕茧，所以科斯特拉尼只能偷偷摸摸地收购。

    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从一开始就被老百姓怀疑。再加上农村乡村道路的沟壑交错，语言的障碍，所以他们工作也是困难重重。儿童会向他们投掷石块，村民把他们看作是白皮肤的恶魔。卡斯特拉尼不得不聘用了两个中国人当作保镖。他们想去乡间走走，去看看老百姓如何养蚕，可是他们一进入乡间，立马像着了魔法一般拥上来无数的围观者。育蚕期间乡村有禁忌，无关人员一概不许进入蚕室，因此他们一在乡间乱走会立刻招来老百姓的愤怒指责。

《中国养蚕法：在湖州的实践与观察》中插图：浸泡在石灰和盐混合液体中的蚕连纸

    尽管如此，希望获得中国养蚕技术的迫切愿望令卡斯特拉尼不惜甘冒被羞辱的风险。他对湖州人养蚕的许多特别之处非常感兴趣，比如蚕种的孵化，待蚕种脱壳以后，即用野蔷薇的花叶炒成粉末，用麻布筛筛在种上，蚕得此叶香，蛰者立出。然后用鹅毛掸轻轻地收拢。卡斯特拉尼对此技术非常惊奇，他担心鹅毛掸会损伤幼蚕。然而他经过仔细观察，自己的担心完全多余。

    湖州蚕农有捉眠头的习俗，将休眠的蚕捉出称分量，然后分匾饲养，现在蚕农已经不习惯这样，称分量的习俗也渐渐荒废。卡斯特拉尼在日记里写道：“当他们在干净的蚕匾里放上蚕后，会再次称蚕，从而知道确切的蚕的重量。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计算所需的桑叶量，其二是了解将会收获多少蚕茧。”

    卡斯特拉尼曾经向湖州的蚕农介绍他从意大利带来的人工加热器，湖州蚕农看过以后一笑了之，他们不相信这样的玩艺儿，他们依靠的是祖上留传下来的养蚕技术。他们的做法是在蚕即将上山做茧时，用火盆加温，这项技术又称为上蔟后“擦火”，或叫上蔟“炙山”，通过灼蚕，使蚕溺排出即燥，所吐之丝出口即干，即“出口干”，蚕尽出腹中所有，茧子解舒好，丝质亦好。卡斯特拉尼经过观察，似乎也看到了其中的妙处。“当我问中国蚕农，为什么在养蚕期间如此坚决反对运用加热，但是在蚕成熟后又采用加热的方法时，他们一致解释原因是双重的，如果不加热，不是所有的蚕都能够结茧；而那些能够结茧的蚕也不会这么快完成作茧。加热以后，蚕在温度作用下，会迅速排空自己。而且，如果不加温，茧子会因为潮湿，丝的纤维会容易粘连，在缫丝过程中会发生断裂。……我个人确信中国蚕茧在缫丝解舒的难易程度上优于其他的蚕茧。”

    卡斯特拉尼和他的团队因为在湖州居住时间过长，湖州知府开始对他们的行动有所警觉，因此知府大人不得不采取驱逐行动，他几次找到卡斯特拉尼，因为惧怕洋人他胆战心惊直冒冷汗哀求他赶快离开湖州，最终卡斯特拉尼不得不提前离开。

    而吸引几个欧洲人从地球的另一端到湖州养了一个季节的蚕，得缘于湖州源远流长的丝绸文化，《湖州市志》记载，湖州的“辑里丝”早在1825年即道光五年，即出口欧美。

    参考文献：《中国养蚕法：在湖州的实践与观察》，（意）乔凡·巴蒂斯塔·卡斯特拉尼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