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物所到故宫：湖州籍文化名人的“印记”（中）

　　201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时任院长郑欣淼撰文历数故宫改院90年来发展历程中，众多文化名人与之的结缘，其中提到多个浙江籍文化家族，而其中的“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俞”（俞丹石、俞同奎、俞平伯）为湖州籍家族人士。“三沈”籍贯是今日的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竹墩村。沈尹默在《自述》中说：“我是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1883），一直到二十四岁才离开陕西，回到故乡来，住了三年。”沈士远（1881—1955年），著名教育专家，庄子研究专家。“五四”运动中，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书记，后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浙江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湖北省教育厅长、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沈尹默（1883—1971年），原名君默，号秋明，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教育家，曾留学日本。 1913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等职。沈兼士（1887—1947年），名坚士，文字音韵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家。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厦门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国文系教授。

    沈氏兄弟在北京期间，除了在教育、新文化运动中有卓杰作为外，三人都参与了故宫的清点、故宫博物院创建的工作。沈士远1952年调入故宫博物院，任档案馆主任直至去世，沈尹默1929年被故宫博物院聘为专门委员会委员，沈兼士曾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副馆长，开保护与整理清宫档案风气之先。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后，对于清室古物的保管，以北京大学为首的知识分子群体一直极为关注。历史给北京大学，特别是国学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他们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筹建博物馆。清室善后委员会连同委员长共15人，委员长李煜瀛，委员中湖州籍人士有俞同奎、沈兼士。在准备开展清查清宫物品时，主持其事的易培基致函李煜瀛，提出了一个30人的“清查干事名单”，其中湖州籍人士有钱玄同、沈尹默。而在查清宫物品、筹建故宫博物馆期间，有沈兼士、俞同奎、马衡、俞平伯、俞丹石5人参与，除了马衡其余籍贯皆为湖州。

    沈兼士与故宫的关系，肇始于1922年他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时。沈兼士是近代最早认识到明清档案文献的学术与文化价值，并积极领导明清档案文献保护、整理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主持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沈兼士先后担任文献部主任、文献馆馆长十多年，为近代明清档案文献整理做出了开创性的突出贡献。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主持接受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沈兼士与故宫博物院的渊源达二十余年，其在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建立和发展中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了故宫博物院。第二年4月故宫博物院制定了《专门委员会暂行条例》，第一条中称：“本院为处理专门学术上问题起见，特在古物、文献、图书三馆内各设专门委员会，协助各该馆馆长关于学术上一切馆务。”故宫民国时期聘任专门委员共三次，分别是1929年、 1934年、1947年，三次中“三沈”中的沈尹默均在其中，第三次“三俞”中的俞同奎也被聘为建筑委员会委员。委员们在故宫从事审查鉴定文物、整理明清档案、清点古籍图书、修缮保护古建以及筹备文物展览等工作，对保存这些珍贵之国故作出了重要贡献。

    “沈氏三兄弟”外，另一位竹墩沈氏族亲沈迈士（1891—1986年），也参与过北京古物陈列所的工作，并任副所长。沈迈士曾任职北洋政府外交部企事科，参加过与苏联政府交涉收回领事裁判权与东正教教产的谈判。兼任北京大学文科教师。上海解放后，他被聘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国画院”成立时，被聘为兼职画师，以后历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及上海分会理事、湖州书画院名誉院长等。

    “三俞”是指俞丹石、俞同奎、俞平伯叔侄三人，原籍浙江湖州德清。俞丹石（1875—1926年），名箴，字丹石，号德孟，是晚清著名经学家俞樾的侄孙，俞平伯的堂叔。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历任无锡竞志女校教员、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江苏省立图书馆主任。 1919年11月至1926年7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任舆图与唐人写经部主任。他的名字在图书馆《工作人员名录》上被写为“俞泽箴”。其中1924年11月，他应京师图书馆主任徐森玉（湖州菱湖人）之邀，入清宫点收书籍。 1925年2月至5月，他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特聘顾问，应邀参加了故宫文物的清点工作。俞同奎（1876—1962年），字星枢，号聚五，是俞丹石的堂弟。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化学硕士学位，是我国留外学生中较早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士之一。俞同奎是俞樾胞兄俞林的第五个孙子。德清乌巾山俞家自俞樾父亲俞鸿渐开始，经曲园兄弟及后代，除留长房长孙一支在故籍“守土”外，其余均散居省外各地。又因俞林病故于福建福宁知府任上，所以俞同奎的父亲俞祖福（时任福建盐场使）留居福建。爱新觉罗·溥仪在所著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记录， 1924年清皇室被逐出宫后，当时的政府为接管宫廷财产及档案所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的俞同奎，匆匆被兼任为清逊帝出宫后负责接收故宫财产、文物、档案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第二年，政府决定以故宫设施和宫藏文物为基础，筹建“北京故宫博物院”，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委员会”作为博物院的领导机构，“以李石曾任理事长，理事有……俞同奎（兼总务处长）……等共31人。”（引自《故宫周刊》）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俞同奎以交通部技正身份调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兼总务处长。不久辞技正，专司故宫博物院职，文物南迁后调离故宫， 1946年又回到故宫，1947年调任教育部北平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 1949年后任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等职。俞平伯（1900—1990年），原名俞铭衡，字平伯，以字行，朴学大师俞越的曾孙，俞同奎的堂侄，现代著名文学家、红学家。 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后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1925年俞平伯在北京外国语学校教书，经顾颉刚向沈兼士推荐，被“清室善后委员会”增聘为顾问，入宫点查书画藏品，从3月28日至9月14日，先后参加了15次点查工作。

    除以上湖州家族性人士因各种时机结缘故宫外，前文中提到的一位特别的湖州籍文化名人，与故宫也有较深的“瓜葛”。说他“特别”，是因为他一直自号“疑古”，乃新文化运动中最为坚决发对各类复古主张的先锋式人物。他主张破坏过去的一切，比如线装书应扔进厕所；人到四十岁应枪毙；提出“汉字改革”，在《新青年》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提出8种简化策略等。但事实上，很多东西是因爱而恨，既对立又统一，包括他与故宫这“老古董”的因缘——他就是吴越国创建者钱镠之后、出生于今湖州城南道场乡鲍山钱氏望族的钱玄同。钱玄同 （1887—1939年），原名钱夏，字德潜，又号疑古、逸谷，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前夕改名玄同。现代思想家、文学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之“清查干事名单”之一员，钱玄同第一次进入故宫并关注到古物遗存近况的时间，是1915年1月2日。这是新年第二天，他偕长子“秉雄进东华门，游清三殿，又至武英殿，看古物陈列所中器物，只有磁器、漆器及字画笔墨数种而已，其他概未之见，岂尽于此乎？抑未移尽乎？抑残留此数乎？”——初次见到故宫文物，他即对陈列之数量与质量都有疑问。 1916年元旦，他又去观赏了一次，此番陈展中增添了一些青铜器，他仍有些失望，在《钱玄同日记》里写到观感：“色泽似不甚旧，恐什九皆赝器也。”——大有赝品充斥之嫌。当然，笔者以为，钱当时虽是一大学者，未必对文物鉴定也有太多的造诣，“什九皆赝器”只是某种观感，多少带些意气。虽然，非常年代，也不是完全没有某些宵小“以赝充真”、狸猫换太子的可能。一般情况下，在古物鉴定中，有的东西因为爱惜、未使用过或只是一种陈设器，外行看是“新”，实则是开门的古物，瓷器类即是很好的例证，不能仅以“色泽似不甚旧”而定论。当然，这一切，钱玄同也只放言在自己“想到就说”的日记，而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也分明印证着这位“疑古”先生其时对故宫的古物是关注、关心的。仍在《钱玄同日记》里，你能发现这样的记述， 1925年1月6日，他与马幼渔一起吃午饭，说宫里发现了新莽时期的文物。日记似流水账，但叙述的不觉中也提供了今人看来与故宫相关的“非常时期”的讯息，如他“候补”成了清查中一个小组的组长；行文里也不时显露出他作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对溥仪被日本人利用的识见与忧虑：“一月八日，下午一时到清室善后委员会查点物件，我今天第二次到（十二月廿五日未去，一月一日放假），一到，云已派作组长，其实是杨遇夫，因他不到，我时候补者，便补缺了。查乾清宫三东屋之南炕有一箱玛瑙碗，有宋砚等，有三个空箱子，箱中物当是庚子年洋鬼子拿去者。炕桌上有好几匣青玉，上刻的金字，那些狗屁诗赋之类。往往每一匣里缺了几片，内有签云‘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四日缺几页’。此必是洋鬼拿去及鬼子走后宫内人查点物件，遇有缺者，记此签也。四时毕事，回府。

    二月十二日。今日为溥仪退位之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放假。我本轮值，一个月未去也。今日又可豁免也。

    二月十九日，下午至清宫点查懋勤殿，中有百箱左右之奏表等等。今日点查了五箱。

    二月二十五日，阅报知溥仪于前（廿三）晚由日本保护逃逸至天津。据《京报》所言，日人将利用之为满洲皇帝，以遂其吞并东三省之野心，使东三省为朝鲜第二。果尔，则非演三百年前之故事不可，建虏又要寇边。如要以七大恨告天，中国又要派袁崇焕、熊廷弼矣……

    二月二十六日，因咳嗽，清宫未去。”

    此外，或因时势之故，还有一些湖州籍人士与故宫博物院结缘，其中，国民党元老张静江1928年10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故宫博物馆27名理事之一，今故宫里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曾为张氏旧藏；“湖州外甥”王世襄，在1945年8月日军投降，经梁思成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推荐，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文物。王世襄撰文回忆，一年中，他在平津地区经手清理的文物主要有：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余件；收购郭禅斋藏瓷二百余件；追回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约二百件；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一千八百余件；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银行的一批文物。这些文物后来绝大部分都移交给了故宫。

    正如郑欣淼在文指出的那样，包括湖州文化人士在内的浙江籍文化家族，对故宫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抵住各种压力，与其他有志于故宫事业的人士一起，坚持进行清宫物品点查，为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做了充分的准备，终于使帝王的宫殿和珍藏成为人民共享的公共文化财产。二，他们中的一些人如马衡、俞同奎、沈兼士等浙江籍文化家族的人士参与故宫工作并成为重要领导成员，在故宫保护与博物院发展上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故宫文物南迁、西迁过程中，竭尽全力，其功厥伟。三，他们把北大的学术风气和研究经验带到了故宫，使故宫博物院一开始就定位于一个学术机构。马衡和沈兼士等凭藉在国学门文物整理、档案整理的经验，推进了故宫的学术建设，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在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中国一流的文物博物馆专家，促进了博物馆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