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灰秘籍 丹铅伟业——近三百余年湖州文献整理述略

    访佚书，求典型，存亡续绝，每次经历社会激烈动乱之后，湖州地方必有文献整理之举。清顺治初年，清军两度攻克湖州，战火硝烟中文献散佚、毁于兵燹者甚多，文士死难殉国者比比皆是。苟活残存者则隐身乡里，埋迹书斋，遁世求生。待时世稍安，便有学者编辑丛残，汇纂诗文，瞻顾前贤，以求地方文化薪火承传。

    清初虽然已没有了晚明湖州学者编纂大型类书的大气磅礴，但还是延续了一些风气。目睹大明亡国，神州陆沉，不免故国之思。很多文人努力整理地方文献，积极参与建构社会秩序。首先是南浔缙绅之家董氏子弟董说，编纂了一部《浔书》（已佚），辑录南浔境内四十四人著述，以表彰地方。严书开编纂《琏水散录》（已佚），汇集晚明练市三杰茅坤、施峻、嵇世臣之文章为一集，表彰“涟之水于斯为可怀”。晚明状元韩敬之子韩纯玉，编纂了《明诗兼》《近思兼》《今思兼》三部书，囊括有明一代诗人诗歌成就（稿本今存湖北图书馆）。1655年，即顺治十二年，曾在史可法帐下抗清、客居湖州的前明江阴知县李令皙，约了几位朋友，遴选刊印成《同岑集》 12卷，收录了公开征集来的300多位明末清初湖州文人优秀诗作。

    明清陵替，时代变革，地方文献整理传承的意义尤显突出。然而顺治三年巨寇郑九攻破晟舍镇，凌闵二刻数十年藏板大多付之一炬，湖州的出版事业自此式微。清初又大起告发之风。清统治者设定规则：告发者可获得被告发者家产的一半作为犒赏。于是丧心病狂、图财害命、检举告密也成为个别人的显贵之道。随即“文字狱”始，湖州首当其冲。南浔庄廷鑨“明史案”惨祸，株连而杀70余人，入狱数千人。其中多数是湖州文人，如茅元铭、吴之铭、茅次莱、唐元楼、严云起、蒋麟徵以及作序的李令皙等等，均惨遭杀害，成为湖州地方文献整理史上最大的惨案。即便后来如严我斯、徐倬、沈三曾、胡会恩等湖州士子登科第、取功名，煊赫一时者，于撰述刊印也慎之又慎，唯恐因文字而罹祸。战乱和“文字狱”打击下，清代湖州文献编纂出版全无晚明极盛气象。

    《明史》案发后数十年间，江南文士著述小心翼翼，噤若寒蝉。“避席畏闻文字狱”，湖州地方文献整理也遭遇挫折。计划编纂《湖州府志》的学者郑元庆，穷搜古今湖州文献，行遍江南河北，并曾面请学界高人毛奇龄、朱彝尊、潘耒审订，又有青年才俊江发、章廷宏、汪元文、徐宏谋、戴永椿等一起参予校雠，其鸿篇巨制，蔚为大观。先后两任湖州知府都曾表态鼎力支持。但是“文字狱”阴影一直笼罩在他头上：先是发生湖工叛案，知府无暇顾及，旋又发生文字冤案，郑元庆自己也被逮下狱。两年后郑终于摆脱干系：没有牵连被杀已属万幸，何谈文献整理之事。两任知府也皆推诿此事。郑元庆终世贫寒，偶尔出入幕府，为人捉刀，无力付梓，只好将搜集而来的海量文稿，删订誊写，易名《湖录》，录为120卷，以期出版。今天我们还可以从郑元庆父子留下的序言，看出郑元庆和其子郑惟鞠40年整理湖州文献的苦辛。郑元庆自谓：“半世精神，一生事业，其萃于斯乎！”虽然这部书稿最终也没有得到完整出版，但郑氏父子毕生精力和追求大都献给湖州地方文献整理事业，大有太史公遗风，值得景仰。

    郑元庆去世后，其孙辈无力刊印书稿，于是手稿被转卖给湖州地方射利者。乾隆初年，胡承谋赴任湖州知府，迅即以自己名字编纂刊印了一部《湖州府志》。随后继任者李堂，也在很短时间内编纂刊印了一部《湖州府志》。乾隆胡、李二《志》皆未署郑元庆名字，但是当时人都知道，这是他们分别剽窃了郑元庆的部分书稿而成。郑元庆父子呕心沥血成就被欺世盗名，但《湖录》120卷内容极为鸿富，乾隆胡、李二《志》也不过仅采用了其书稿二、三成内容，其余大部分还在湖州富户或文士手中收藏。百余年后，到嘉庆初年，南浔儒商范锴购获《湖录》残本约百分之一，题名《吴兴藏书录》，刊印面世。当时严可均曾疾呼抢救郑氏手稿，称：“郑元庆底稿，郡人分藏，久将湮灭。”但严可均也是贫寒之士，无力为之，反而一语成谶：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湖州城一片焦土，《湖录》120卷手稿大都焚毁。至刘承干出，辑录劫后残页，成书《湖录经籍考》时，只剩下区区6卷。

    湖州整理文献事业贡献堪与郑元庆比肩的还有郑的同学徐元禧。他同样穷经皓首搜求湖州文献，纂辑为《湖佚》 430卷。分左右二编，左编200卷志地，右编230卷志人。这部巨著稿本，皆由徐元禧自己用蝇头小楷一手抄录，不假人手。其中搜集的说部遗集，皆世间罕觏，故而与《湖录》为时并重。徐元禧康熙四十八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转任名山知县，旋归故里隐居。《湖佚》卷帙浩繁，徐元禧财力所乏，也只能誊录以稿本传世。这部书稿经历太平天国战事后也多被焚毁。劫后残存之稿，有题名为《残史》《残书》者。同治四年（1865年）德清大学者戴望在月河买到徐元禧部分残稿，题名《闲余岁编》，其中考证了南明诸多史事。戴望去世后，此稿又辗转收归陆心源，藏入“十万卷楼”。最后不知所终（或在日本）。

    郑元庆和徐元禧是清代湖州文献整理最有成就者，却因为没有得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而书稿散佚，留下千古遗憾。

    清代好古崇学之士，多重名节，在世时又不轻易刊印自己的著述，所以往往临终或者去世多年，书还只是稿本。文稿能传世至今者，还算是幸运的。如韩昌萁《松窗随录》 100卷，慎朝正著《春秋左传阐义》 56卷，沈树本《曼真诗略》 7卷，许赓藻《枚卿诗稿》 4卷等等，至今也都只有稿钞本，分藏在湖北、上海、杭州等图书馆。倘若子孙不能读书置产，使家境殷实，就会守不住先人遗稿，一旦散佚也就一去不返。

    文献整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将前人稿本、抄本刊刻印刷，使藏之名山，传诸后人，不致成为佚书。古代谋取科名，凡俗之徒大多为功名利禄。秀才、举人、进士一路走正途考上去，所需读的书，不出四书五经等十余本书的范畴。所以有的人中了进士，也未必读过《国语》《史记》《汉书》，于地方文献更是了无所知。所以愿意整理湖州文献的先贤，是读书人中的极少数。一旦有慷慨解囊为先师、亡友整理稿钞本刊布遗书者，多会被传为佳话。如徐熊飞、沈登瀛、汪曰桢等等，都曾有此盛举。更有如丁杰（字小雅），极力推崇乡先辈郑元庆，搜览其遗稿外，还曾与翁方纲爬梳文献，为郑元庆做年谱，以表彰其业绩，死后自己的文稿却多未刊印而散佚。

    乾隆时期只有贡生功名、积学而为山长的陈焯，束修寥寥，大多为金石、抄书整理文献所耗，生活极为窘迫，却编纂《国朝湖州诗录》 34卷，上承《同岑集》，收录清代1100余名湖州人诗作，诗人名下各有小传，地方文献价值极高。随后又有沈树本辑《湖州诗摭》 180卷（已佚）、郑祖琛辑《国朝湖州诗录补编》 16卷、吴锺奇辑《国朝湖州诗录三编》。这些诗集收录的诗人生活时间跨度超过200年，诗人总数超过2000人，前后相续，光照古今，是爬梳描述清代湖州地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文献。以诗歌主题意义论，如德清徐倬《双溪唱和集》、菱湖沈树本《竹溪诗略》、南浔范来庚《秋舲渔唱》、南浔范锴《浔溪渔唱》《湖录纪事诗》《浔溪纪事诗》，长兴陈丙绶《画溪渔唱》、长兴朱紫贵《枫江渔唱》、双林沈澜《双溪渔唱》、菱湖孙宗承《菱湖纪事诗》《玉湖渔唱》、菱湖姚世钧《玉湖渔唱》、张应昌《烟波渔唱》，织里凌介禧《晟溪渔唱》、德清戴铭金《月湖渔唱》、孙志熊《菱湖纪事诗再续》、徐有珂《湖阴诗征》等诗集，反映了清代浓厚的湖州地域民俗风情，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地方色彩，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地域主题文献。仅以这些文献，也可以写一部皇皇巨著的湖州“诗史”。

    整理地方文献本来是一件公益事业，但清代湖州政府除府、县志书编纂外，其余文献整理，大多依靠社会力量。凡俗人等，读书求官至家境殷实者而好藏书，已经极少；读书兼多金、藏书而又好整理编纂秘笈出版者，更是少之又少。宋元以降，人好宋本和前贤稿钞本，每以重金购求，得则视若珍宝以藏，哪里肯拿出来刊印流布，使孤本曝光。笃好推崇地方前贤如陆心源，也仅仅刊印《湖州丛书》，将已去世的徐养原、严元照、杨凤苞、施国祁、施补华5人10种著述稿本刊印了出来，而更多的孤本则秘而不宣。陆去世后，数十万卷珍本图书被日本人买走，其中就有很多湖州稿钞本或珍稀善本文献，至今未归。

    晚清以降，刘承干是整理湖州文献的第一功臣。他将搜购的稿钞本或珍稀善本湖州前贤文献汇纂为《吴兴丛书》，总计64种850卷，刊印后又常免费赠阅，故被鲁迅调侃为“傻公子”。原因不外乎做了一桩赔本买卖。实则文献整理本身就是公益事业，牟利者是不会做这样的事的。与刘承干同时的张石铭，刊印《适园丛书》 12集78种710卷，也多为稿钞本或珍稀善本，其中少数几种是湖州人著述。如数百年来多数湖州人都未尝读过、以为早已亡佚的宋谈钥《嘉泰吴兴志》，清代南浔学者温日鉴、沈登瀛、纪庆曾、张鉴、计发等人稿本，赖此丛书得以刊印面世。其他民国儒商如周庆云、蒋汝藻等也在文献整理公益事业上有所成就。

    湖州文化绵延不绝，文献整理传承是其渊薮。抗日战争结束不到两个月，湖州地方报纸就已刊出启示，征集湖州文献，显示了当时学者强烈的地方文化自觉。新中国成立，湖州非常重视文献整理工作，湖州历代名人佳作不断得到校勘出版。公益性的图书馆建立起来后，也更便利了保护珍藏地方文献。新世纪以来，省内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台州、金华、丽水、衢州都已经启动或者完成地方文献整理工作。通过目录信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国内外很多图书馆内，还珍藏着数百种从未面世的湖州稿钞本文献。如清末民初严迪庄编纂、沈家本作序的湖州稿钞孤本方志《吴兴别录》（2012年其稿本惊现国内某拍卖会），再如清代湖州大学者董说、严可均、姚文田、徐养原、吴云、汪曰桢、傅云龙等等，都有未刊而价值极高的稿本文献传世，需要湖州文化予以关注。我们坚信，整理湖州文献，一定会促进和增强湖州文化软实力，实现更高层面上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