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父亲徐舜寿

    记忆中，爸很少和我们在一起，他总是那么忙，也不停地调动。我出生3个月即被抱着离开南昌，经上海、青岛、济南、沈阳，再到上海。 4岁那年，妈带着我到了北京，与在航空工业管理局 （四局）工作的爸团聚。我进四局幼儿园。周六，爸接我回家，忙时则请同事代劳。 1956年，他调沈阳112厂飞机设计室， 1958年我们也跟着搬到了沈阳。 1961年，他调塔湾的601所，我们还住在112厂所在的三台子。 601所和112厂的公休时间不一样，他周末回家我们却上学。即使这样，由于他经常出差，也不是每周都回家。我们很少去塔湾，只记得他们授军衔时，全家去601所。爸特高兴地带着我们到各处串门，记得去了熟悉的黄叔叔（黄志千）家和新婚不久的小顾叔叔 （顾诵芬）家。 1964年，爸又调陕西阎良的603所。次年，我们全家在阎良安家。我只身离家去临潼县读高中。

    爸很有生活情趣。小时候家住北京东单镇江胡同，两间北房。周末如果他在家，总是拉我们在院子里晒太阳，还教我在阳光下看书要注意方向，避免阳光直射书上刺激视力。遇到天气好或者家里来了亲戚，他会招呼大家“照相照相！”接着从屋里拿出一条墨绿色的毯子，搭在院子中间的一根晒衣绳上，就是背景了。我喜欢照全家相，他让我们都坐好，看着他支起三角架，装好快门线，按下快门线，再跑回自己的位置，听相机“喀嚓”一声，定格、成像。大年夜，爸点花炮，我和大弟汶站在屋檐下看，小弟源在屋里隔着窗户往外看。我们不玩儿带响的鞭炮，只点好看的花炮。我最喜欢的是“老头花”，每次都是爸跑过去点着大肚子老头那藏在头顶上的捻子，再跑回屋檐下和我们一起看。汶“小淘气”的时候，爸把雨伞撑开，倒挂在院子的晾衣绳上，让汶站在伞下，他拿把水壶往下洒水，边洒边喊“下雨喽！”汶高兴得跑出跑进。他带我们去崇文门看经过的火车，汶兴奋得又叫又跳。国庆夜，他带我们在国际友人服务部的楼上看焰火。爸也喜欢带我们去公园。冬天去北海公园，他滑冰，我们在岸上看。他总是滑几圈就滑到我们站的地方，问：“冷不冷？”有一次看见他在冰上摔了一跤，我和汶开心得哈哈大笑。也带我去陶然亭公园、北陵公园划船。我们姐弟都记得爸教我们看天上的星座。我记住的是在北京的镇江胡同，夏夜坐在院子里乘凉时看，两个弟弟的记忆着或是沈阳三台子或是陕西阎良。多少年后的1997年，定居美国的源弟一家暑假回国，我们两家一起驾车游走丝绸之路。走到甘肃临夏的拉布楞寺，下榻帐篷宾馆。晚饭后，大家聚在帐篷外的草地上，夜空如洗，繁星点点。小侄墨和女儿葳都喜欢星座，看他们指着天上的星座，历历数来，不由想起儿时，想起随时随地把智慧传给我们的爸。

    身材修长的爸，极爱整洁。上世纪50年代，爸多穿西装，却少打领带，常常是内着高领衫或衬衫，不系扣，随意而潇洒。度身定制的西装，一件上衣配两条裤子，喜雅色。 60年代，改着中山装、军装，书生气质依旧。他通英文、俄文。英文有清华教育和留美经历，俄文则自学。爸写字工整，字如其人。削铅笔总是一刀一刀，刀痕均匀，再垫张纸，斜向将笔尖削得细细的。沈阳工作期间，他出差北京常常带回些有意思的东西，最多的是唱片。还有一套百花信笺，信纸的下方印着齐白石的花卉、鱼虾，清馨淡雅。又有一套瓷制小猫， 8只小猫姿态不同颜色各异。爸也很有条理，细心周到。他有一个棕色的手提箱，是从美国带回来的，箱内两侧有些小插袋。每次出差，他总是按照一张纸条，往箱子里装各种必带物品，必带品多有固定的位置。家里有个常备药盒，里面有红药水、碘酒、棉签、纱布、胶布、酒精棉、一种白颗粒的消炎粉和当时很少见的创可贴。我们经常有些磕磕碰碰的皮肉伤，遇上爸在家，他总是先用酒精棉清理伤口，再涂上碘酒、撒上消炎粉，复用纱布包扎、胶布固定。 1965年我离家上学时，他给了我一个小饭盒做针线盒。饭盒是沈阳黎明铝制品厂生产的，金鸡牌，浅黄色，质优。这个历经50年没有氧化黑渍的小盒至今在我床头柜的抽屉里，里面放的不再是针线，而是一份念想。

    爸喜欢音乐，也爱好文学。他曾收集了不少密纹唱片，闲时听乐怡神。 60年代初，他从北京出差回来，说起，新出了一个很好听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一位年轻的女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演奏的，给我看带回来的唱片，至今记得唱片的封面是俞丽拿在拉小提琴，双目微闭沉浸在乐曲中。在以后的岁月里，在出差途中，曾多次听到旅行车里播放“梁祝”，熟悉的乐曲拨动的是深埋心底的思念。他教我读唐诗，一句“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日后漫长的专业求索路上，循此多读、勤思，钻进去、跳出来。电影《战火中的青春》播映时，特喜欢。爸回家，给他讲这部电影，他微笑着听我讲。讲完以后，觉得还不尽兴，说真想知道还有没有更多的故事。爸：“那就找书来看吧。”大感意外：“有书吗？!”他慢悠悠地：“嗯，这部电影是根据一本小说改编的，书名叫《踏平东海万倾浪》”。我赶忙去文化宫图书馆借了这本书。当时想，爸那么忙，竟知道有这本书，他还知道有什么书？

    爸从不大声责备过我们。小学三年级，我们开始搬家，我和汶先去沈阳，妈带着小弟后走一步。到三台子后第一天上学，爸要开会，请一位技术员叔叔送我去学校。记得从家到学校没有拐弯，一直走就到了。临走时那位叔叔问：“放学要接你吗？”我很干脆：“不用。”放学后，我出了校门就一直往前走，不料，越走越不对劲儿，楼房渐少，人迹渐稀，直至一片农田。向路边老乡问路，却说不清要去哪里，只知道是飞机工厂。无奈，擦干泪水，掉头再走。终于看到了楼房，走到了楼群中间，却找不到“一直走”的方向。这时听到广播里正在播送“寻找一个昨天从北京来的小女孩”。“是找我吗？可怎么找广播呢？”茫然间，早上送我的那位叔叔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一把捉住我“你怎么站在这儿呐！家里都急坏了！！”我委屈：“找不到家了。”他指给我看，原来我就站在文化宫的前面，文南一栋就在左手不远处。到家进门，爸正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看到我，只说了一句：“饿了吧，快吃饭吧”。厂保卫科的人和学校老师也赶来了，方知学校是上学开前门，放学开后门。事后，爸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也再没提起过这件事。多少年后，数次因为女儿没有按时回家一遍一遍地给她的同学、同事打电话，她回来后总会不无责备：“以后晚回来要告诉我”。心急如焚的寻找，长出一口气的释然之后，常常会想起儿时的经历，才体会到爸当时的心情，也才更加体会到爸的慈爱与宽厚。

    对于我们的学习，爸总是很关心。上小学时，他教我用四角号码检字法，还给了我一本《四角号码学生字典》。汶上学后，爸教他心算、速算。源6岁时，爸带他去塔湾提前一年读小学。我上中学后，爸每次回家都要问：“数理化有什么不懂的吗？”他出去理发时就带着我的几何课本，先看看我学到哪儿了。一次，他给我讲题，我觉得和课堂上讲的不一样，直言：“你讲的和老师讲的不一样。”爸爸温和而言：“我的方法可能比你们老师的方法好。”我不以为然——那时不懂家有良师。多年以后，我的女儿历经中考、高考，她们是不迷信老师的一代，面对题海经常自己琢磨更好的解法。多次感慨：“要是外公在就好了，他会有更好的方法，也会很高兴和你一起探讨。”

    爸常祝福我们，不要有优越感。在沈阳时，我一直在112厂的子弟学校就读。 1964年，爸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每次开人代会回来，他都给我讲人代会的事情，讲邢燕子、侯隽的事迹。常嘱我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有优越感。 1965年我初中毕业，正值全家迁往阎良。当时我已经考上了辽宁省的重点高中沈阳二中，可顺理转到陕西省的重点高中西安中学。到陕西后，爸与我认真地谈过一次。大意是， 603所尚在初建期，各路人员正向阎良汇集，还有几个孩子也要转学，提出希望子弟们能一起上学。这是他首次携家眷担任一个单位的领导，如果我独自去西安上学，就会有些特殊。所里已经联系了临潼县的华清中学，也是省重点，只是农村子弟居多，生活比较艰苦，希望我去临潼上学。于是，我离家去临潼上学。在随后的家信里诉说了诸多不习惯，听不懂老师用陕西话讲课，伙食差，睡通铺……那段时间，爸出差总是事先写信说好时间，约我去西安见面。见面时问学习、问生活、问同学关系……他总是安慰我：“慢慢就会习惯的。”又总是会问：“钱够不够。”一次，告诉他一位初中同学上高中后家里生活困难，来信讲到交学费有难处，我寄了学费给她。爸赞同：“好，帮助同学是应该的。”又给了我些钱。

    爸最后的眼神是我一生的支撑。 1966年，美好的生活在瞬间戛然而止。担任校团委组织委员的我首当其冲，被指“修正主义苗子”，同校就读的603所子弟不断贴出有关爸的大字报……春天，爸来信，要我去西安。见面后知道他要回阎良。我从自身的压力能感觉到阎良的形势，担心他回去挨斗。他说，这次回阎良，六院明确是让他抓革命促生产的，不会有事。但他心里不是完全没有准备。临走，他给了我200元钱，嘱：“万一家里出事，可以应急。”爸回到阎良，形势急转直下，每次回去都感到爸的处境越来越糟。 1967年12月，我向学校请了长假回到阎良。 1968年的新年是爸是我是全家的噩梦。身心饱受非人摧残的爸卧床不起，对妈轻语：“Exhausted”（精疲力尽）。 6日上午，我坐在床边，他拉着我的手：“我的问题如果搞不清，就会影响你的前途。我对不起你，以后的路要自己走了”。那交织着深爱、愧疚、委屈、无奈、不甘、痛苦的眼神就此火烙刀刻般地嵌入我的脑海，融入我的生命。当晚，爸永远离开了我们。不久，家被封。我送两个弟弟去北京。次年，我去北京接小弟回陕西。往返路费就是爸留给我的应急钱。路遥遥，父爱伴我们同行。

    失去爸的岁月里，我们的无助、困苦、艰难不堪回首。生活在最困苦的10几年里，多少次觉得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是爸最后的眼神支撑着我。 1978年，爸获平反。次年，我和妈回到北京。历经3年务农、 8年做工之后，机缘巧合地进了国家旅游局。没有学历没有专业的日子里，是爸最后的眼神激励着我，“我是爸的女儿，不能辜负他的期望”成为我奋斗的动力。

    40年了，爸一直在我们心中。我相信，爸跨过忘河去到另一个世界的瞬间，忘掉的是那些烦扰、屈辱与痛苦，因为那是外力强加给他的，是本不属于他的，是不能持久的。但他忘不掉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深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永远属于他的。

    40年了，爸一直在天堂看着我们。我相信，爸的眼神在变。委屈、无奈、不甘、痛苦渐褪渐淡，因为噩梦已去。留下的是慈爱，增添的是欣慰。因为我们姐弟和我们的孩子都谨遵家训，脚踏实地走着自己的人生路，没有辜负他的厚望。因为我国飞机设计事业迎来了自主研制大型机的春天，这是他多年的追求与梦想。爸欣然：“好啊。”

    （作者徐汎系湖州籍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奠基人徐舜寿之女，现为世界旅游组织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