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父亲徐舜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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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爸很少和我们在一起,他总是那么忙,也不停地调动。我出生3个月即被抱着离开南昌,经上海、青岛、济南、沈阳,再到上海。 4岁那年,妈带着我到了北京,与在航空工业管理局 (四局)工作的爸团聚。我进四局幼儿园。周六,爸接我回家,忙时则请同事代劳。 1956年,他调沈阳112厂飞机设计室, 1958年我们也跟着搬到了沈阳。 1961年,他调塔湾的601所,我们还住在112厂所在的三台子。 601所和112厂的公休时间不一样,他周末回家我们却上学。即使这样,由于他经常出差,也不是每周都回家。我们很少去塔湾,只记得他们授军衔时,全家去601所。爸特高兴地带着我们到各处串门,记得去了熟悉的黄叔叔(黄志千)家和新婚不久的小顾叔叔 (顾诵芬)家。 1964年,爸又调陕西阎良的603所。次年,我们全家在阎良安家。我只身离家去临潼县读高中。
爸很有生活情趣。小时候家住北京东单镇江胡同,两间北房。周末如果他在家,总是拉我们在院子里晒太阳,还教我在阳光下看书要注意方向,避免阳光直射书上刺激视力。遇到天气好或者家里来了亲戚,他会招呼大家“照相照相!”接着从屋里拿出一条墨绿色的毯子,搭在院子中间的一根晒衣绳上,就是背景了。我喜欢照全家相,他让我们都坐好,看着他支起三角架,装好快门线,按下快门线,再跑回自己的位置,听相机“喀嚓”一声,定格、成像。大年夜,爸点花炮,我和大弟汶站在屋檐下看,小弟源在屋里隔着窗户往外看。我们不玩儿带响的鞭炮,只点好看的花炮。我最喜欢的是“老头花”,每次都是爸跑过去点着大肚子老头那藏在头顶上的捻子,再跑回屋檐下和我们一起看。汶“小淘气”的时候,爸把雨伞撑开,倒挂在院子的晾衣绳上,让汶站在伞下,他拿把水壶往下洒水,边洒边喊“下雨喽!”汶高兴得跑出跑进。他带我们去崇文门看经过的火车,汶兴奋得又叫又跳。国庆夜,他带我们在国际友人服务部的楼上看焰火。爸也喜欢带我们去公园。冬天去北海公园,他滑冰,我们在岸上看。他总是滑几圈就滑到我们站的地方,问:“冷不冷?”有一次看见他在冰上摔了一跤,我和汶开心得哈哈大笑。也带我去陶然亭公园、北陵公园划船。我们姐弟都记得爸教我们看天上的星座。我记住的是在北京的镇江胡同,夏夜坐在院子里乘凉时看,两个弟弟的记忆着或是沈阳三台子或是陕西阎良。多少年后的1997年,定居美国的源弟一家暑假回国,我们两家一起驾车游走丝绸之路。走到甘肃临夏的拉布楞寺,下榻帐篷宾馆。晚饭后,大家聚在帐篷外的草地上,夜空如洗,繁星点点。小侄墨和女儿葳都喜欢星座,看他们指着天上的星座,历历数来,不由想起儿时,想起随时随地把智慧传给我们的爸。
身材修长的爸,极爱整洁。上世纪50年代,爸多穿西装,却少打领带,常常是内着高领衫或衬衫,不系扣,随意而潇洒。度身定制的西装,一件上衣配两条裤子,喜雅色。 60年代,改着中山装、军装,书生气质依旧。他通英文、俄文。英文有清华教育和留美经历,俄文则自学。爸写字工整,字如其人。削铅笔总是一刀一刀,刀痕均匀,再垫张纸,斜向将笔尖削得细细的。沈阳工作期间,他出差北京常常带回些有意思的东西,最多的是唱片。还有一套百花信笺,信纸的下方印着齐白石的花卉、鱼虾,清馨淡雅。又有一套瓷制小猫, 8只小猫姿态不同颜色各异。爸也很有条理,细心周到。他有一个棕色的手提箱,是从美国带回来的,箱内两侧有些小插袋。每次出差,他总是按照一张纸条,往箱子里装各种必带物品,必带品多有固定的位置。家里有个常备药盒,里面有红药水、碘酒、棉签、纱布、胶布、酒精棉、一种白颗粒的消炎粉和当时很少见的创可贴。我们经常有些磕磕碰碰的皮肉伤,遇上爸在家,他总是先用酒精棉清理伤口,再涂上碘酒、撒上消炎粉,复用纱布包扎、胶布固定。 1965年我离家上学时,他给了我一个小饭盒做针线盒。饭盒是沈阳黎明铝制品厂生产的,金鸡牌,浅黄色,质优。这个历经50年没有氧化黑渍的小盒至今在我床头柜的抽屉里,里面放的不再是针线,而是一份念想。
爸喜欢音乐,也爱好文学。他曾收集了不少密纹唱片,闲时听乐怡神。 60年代初,他从北京出差回来,说起,新出了一个很好听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一位年轻的女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演奏的,给我看带回来的唱片,至今记得唱片的封面是俞丽拿在拉小提琴,双目微闭沉浸在乐曲中。在以后的岁月里,在出差途中,曾多次听到旅行车里播放“梁祝”,熟悉的乐曲拨动的是深埋心底的思念。他教我读唐诗,一句“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日后漫长的专业求索路上,循此多读、勤思,钻进去、跳出来。电影《战火中的青春》播映时,特喜欢。爸回家,给他讲这部电影,他微笑着听我讲。讲完以后,觉得还不尽兴,说真想知道还有没有更多的故事。爸:“那就找书来看吧。”大感意外:“有书吗?!”他慢悠悠地:“嗯,这部电影是根据一本小说改编的,书名叫《踏平东海万倾浪》”。我赶忙去文化宫图书馆借了这本书。当时想,爸那么忙,竟知道有这本书,他还知道有什么书?
爸从不大声责备过我们。小学三年级,我们开始搬家,我和汶先去沈阳,妈带着小弟后走一步。到三台子后第一天上学,爸要开会,请一位技术员叔叔送我去学校。记得从家到学校没有拐弯,一直走就到了。临走时那位叔叔问:“放学要接你吗?”我很干脆:“不用。”放学后,我出了校门就一直往前走,不料,越走越不对劲儿,楼房渐少,人迹渐稀,直至一片农田。向路边老乡问路,却说不清要去哪里,只知道是飞机工厂。无奈,擦干泪水,掉头再走。终于看到了楼房,走到了楼群中间,却找不到“一直走”的方向。这时听到广播里正在播送“寻找一个昨天从北京来的小女孩”。“是找我吗?可怎么找广播呢?”茫然间,早上送我的那位叔叔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一把捉住我“你怎么站在这儿呐!家里都急坏了!!”我委屈:“找不到家了。”他指给我看,原来我就站在文化宫的前面,文南一栋就在左手不远处。到家进门,爸正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看到我,只说了一句:“饿了吧,快吃饭吧”。厂保卫科的人和学校老师也赶来了,方知学校是上学开前门,放学开后门。事后,爸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也再没提起过这件事。多少年后,数次因为女儿没有按时回家一遍一遍地给她的同学、同事打电话,她回来后总会不无责备:“以后晚回来要告诉我”。心急如焚的寻找,长出一口气的释然之后,常常会想起儿时的经历,才体会到爸当时的心情,也才更加体会到爸的慈爱与宽厚。
对于我们的学习,爸总是很关心。上小学时,他教我用四角号码检字法,还给了我一本《四角号码学生字典》。汶上学后,爸教他心算、速算。源6岁时,爸带他去塔湾提前一年读小学。我上中学后,爸每次回家都要问:“数理化有什么不懂的吗?”他出去理发时就带着我的几何课本,先看看我学到哪儿了。一次,他给我讲题,我觉得和课堂上讲的不一样,直言:“你讲的和老师讲的不一样。”爸爸温和而言:“我的方法可能比你们老师的方法好。”我不以为然——那时不懂家有良师。多年以后,我的女儿历经中考、高考,她们是不迷信老师的一代,面对题海经常自己琢磨更好的解法。多次感慨:“要是外公在就好了,他会有更好的方法,也会很高兴和你一起探讨。”
爸常祝福我们,不要有优越感。在沈阳时,我一直在112厂的子弟学校就读。 1964年,爸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每次开人代会回来,他都给我讲人代会的事情,讲邢燕子、侯隽的事迹。常嘱我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有优越感。 1965年我初中毕业,正值全家迁往阎良。当时我已经考上了辽宁省的重点高中沈阳二中,可顺理转到陕西省的重点高中西安中学。到陕西后,爸与我认真地谈过一次。大意是, 603所尚在初建期,各路人员正向阎良汇集,还有几个孩子也要转学,提出希望子弟们能一起上学。这是他首次携家眷担任一个单位的领导,如果我独自去西安上学,就会有些特殊。所里已经联系了临潼县的华清中学,也是省重点,只是农村子弟居多,生活比较艰苦,希望我去临潼上学。于是,我离家去临潼上学。在随后的家信里诉说了诸多不习惯,听不懂老师用陕西话讲课,伙食差,睡通铺……那段时间,爸出差总是事先写信说好时间,约我去西安见面。见面时问学习、问生活、问同学关系……他总是安慰我:“慢慢就会习惯的。”又总是会问:“钱够不够。”一次,告诉他一位初中同学上高中后家里生活困难,来信讲到交学费有难处,我寄了学费给她。爸赞同:“好,帮助同学是应该的。”又给了我些钱。
爸最后的眼神是我一生的支撑。 1966年,美好的生活在瞬间戛然而止。担任校团委组织委员的我首当其冲,被指“修正主义苗子”,同校就读的603所子弟不断贴出有关爸的大字报……春天,爸来信,要我去西安。见面后知道他要回阎良。我从自身的压力能感觉到阎良的形势,担心他回去挨斗。他说,这次回阎良,六院明确是让他抓革命促生产的,不会有事。但他心里不是完全没有准备。临走,他给了我200元钱,嘱:“万一家里出事,可以应急。”爸回到阎良,形势急转直下,每次回去都感到爸的处境越来越糟。 1967年12月,我向学校请了长假回到阎良。 1968年的新年是爸是我是全家的噩梦。身心饱受非人摧残的爸卧床不起,对妈轻语:“Exhausted”(精疲力尽)。 6日上午,我坐在床边,他拉着我的手:“我的问题如果搞不清,就会影响你的前途。我对不起你,以后的路要自己走了”。那交织着深爱、愧疚、委屈、无奈、不甘、痛苦的眼神就此火烙刀刻般地嵌入我的脑海,融入我的生命。当晚,爸永远离开了我们。不久,家被封。我送两个弟弟去北京。次年,我去北京接小弟回陕西。往返路费就是爸留给我的应急钱。路遥遥,父爱伴我们同行。
失去爸的岁月里,我们的无助、困苦、艰难不堪回首。生活在最困苦的10几年里,多少次觉得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是爸最后的眼神支撑着我。 1978年,爸获平反。次年,我和妈回到北京。历经3年务农、 8年做工之后,机缘巧合地进了国家旅游局。没有学历没有专业的日子里,是爸最后的眼神激励着我,“我是爸的女儿,不能辜负他的期望”成为我奋斗的动力。
40年了,爸一直在我们心中。我相信,爸跨过忘河去到另一个世界的瞬间,忘掉的是那些烦扰、屈辱与痛苦,因为那是外力强加给他的,是本不属于他的,是不能持久的。但他忘不掉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深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永远属于他的。
40年了,爸一直在天堂看着我们。我相信,爸的眼神在变。委屈、无奈、不甘、痛苦渐褪渐淡,因为噩梦已去。留下的是慈爱,增添的是欣慰。因为我们姐弟和我们的孩子都谨遵家训,脚踏实地走着自己的人生路,没有辜负他的厚望。因为我国飞机设计事业迎来了自主研制大型机的春天,这是他多年的追求与梦想。爸欣然:“好啊。”
(作者徐汎系湖州籍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奠基人徐舜寿之女,现为世界旅游组织专家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