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屎弄堂

    儿时，家就住在现湖州大厦旁边的一条弄堂里，按邮局的正式地名应叫钦古巷，但因巷子一端通向当时全城最有派头的公共厕所，所以附近居民习惯性称之为拉屎弄堂。近日饭局见一人似乎面熟，攀谈结果确实是隔壁弄堂九曲弄里的老邻舍，他对儿时每天都要数次报到的拉屎弄堂同样念念不忘。

    立夏一过，弄堂口的小街就热闹起来了。紧闭的石库门一扇扇打开了,家庭主妇拿出竹椅子、小板凳坐在自家门口,或三五成群凑在一起，择菜、汰衣裳、生煤炉、做针线、纳底鞋。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些不甘寂寞的女人手里忙个不停,嘴巴也不肯闲着,说东道西,家长里短,从东街口水产门市部今朝有便宜过饭的咸鳓鱼卖,到西门哪家柴行供应的枪柴最干燥经烧；从讨论上北街宁长戏院最近上演的越剧中青衣的扮相,很快切换到弄堂口阿德家新娶的媳妇嫁妆多少。东南西北的信息在这里交流汇聚,五花八门的绯闻轶事在此处萌芽飞翔。弄堂口那条青石板小街,即是寂寞闭塞的主妇们相互交流的信息港,又是最方便快捷的社交圈,还是最灵验对症的心理诊所,同时是最容易惹是生非的是非圈,更是一个折射邻里关系、世态炎凉的巨型万花筒。

    过去几个墙门是张家，张家姆妈矮胖白晳,是个家庭妇女。而张家伯伯是从生资公司退休的,瘦长黝黑,一副圆框眼镜架在两只招风大耳上,颇有点像相声界前辈马三立。老两口都是宁波人,独生女儿在外地工作,身边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外孙。每年夏天傍晚, 张家姆妈都要在弄堂口摆酒摊子,两张方凳拼成酒桌,上搁一把有点年月的锡酒壶,两只乾隆青花小酒盅,两只道光粉彩小碟子,两双紫檀筷子。吃酒行头满讲究,佐酒的菜肴倒很平常,多半是花生米,黄泥螺,咸菜炒毛豆,有时会有咸鳓鱼蒸蛋, 霉干菜烧肉,油爆虾等。桌子两边各放一把竹椅子, 张家姆妈和张家伯伯各坐一端, 张家姆妈总穿得很齐整,清清爽爽,爱穿一身黑色香云纱短衫绸长裤, 张家伯伯则永远是圆领老头汗衫和灰色布短裤。他们对坐着,就着几碟小菜慢吞吞地品尝,笃悠悠地呷酒,不时停下来摇动手中的大蒲扇,和路过的熟人打招呼聊聊天。小男孩在弄堂里来回奔窜,玩得满头大汗,时不时过要一口菜解馋, 张家姆妈就夹粒花生米或者块小肉到他嘴里,再从香云纱短衫的斜襟上扯下手帕给他擦去汗珠,和颜悦色地关照当心摔跟头,便任他撒野去了。我们都很羡慕小男孩的自由宽松,因为在那个时代家长普遍奉行“棍子头上出孝子”,淘气的男孩子无不饱尝“笋干烧肉”的滋味。张家的酒摊子一直要摆到秋风起天转凉才撤,他们怡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童年记忆中一道温馨的风景线。

    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同一弄堂高家吃饭的场景。高伯伯是南下的山东老干部,长得人高马大,平日里少言寡语,很喜欢小孩子。他的山东媳妇却北人南相,又瘦又小,身高不过一米五,五官端正清秀,年轻时应该是个胶东美女。她的脚裹得小巧玲珑,让人领略到什么是真正的“三寸金莲”。高家有一女两儿,也许常年累月吃面食啃馍馍的缘故，小麦里的卡路里比江南人赖以生存的炭水化合物要高,两个儿子明显高于我们这些同龄男孩。高家夏天也喜吃露天饭,小饭桌一支,四只小板凳各占一方,桌子当中是一大盆粘稠的红豆小米粥或白粥,绿陶瓷盆装满硕大松软的杂粮馍馍,就着一碟炒咸菜或凉拌黄瓜,有时加一个炒鸡蛋，全家吃得挺欢畅。有趣的是除了高伯母端着碗坐在小板凳上,三个男人都放着凳子不坐,习惯成自然地端着碗蹲在地上。老子当仁不让占据了门槛正中,两个儿子左右拱卫侧蹲,一手托着盛满粥的大海碗,一手夹着大葱沾黄酱的大馍馍,心无旁骛、埋头苦吃的憨厚模样，常令路过的邻居们忍俊不禁。

    光阴似箭，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钦古巷随同衣裳街一起被改造成历史文化街区，旧貌俱换新颜啦。可我每次经过，还会想起那些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左邻右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