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方言”
来源：湖州在线-湖州日报 时间：20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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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湖绍两地同属浙江，文化上又比较接近，自绍来湖工作虽已一年有余，我却始终未生发出强烈的陌生感。如果有人问起湖州和绍兴的不同，我的第一反应仿佛也只剩下了冬天更冷一些的浙北气候和音调措辞异于老家的湖地方言了。
方言，是我颇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这种兴趣的产生，不单出于大学本科时学了与语言相关的专业，其源头更得上溯至我儿时对谐谑类文艺的热爱。自小，我就爱拿家里的复读机播放绍兴莲花落名家胡兆海、倪齐全等先生的演出磁带，听得久了还会不自觉地学上两段，把大人们逗得嘎嘎乐，到现在我都还能回忆起里头的一些经典唱词。至于那时候魔力堪比如今手机的电视，我也尤其钟爱里头的方言节目，像《莲花剧场》《开心茶馆》《杭州佬》《红茶坊》《雾都夜话》等等，无一不是我的菜。“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今日请看，曲苑杂坛，曲—苑—杂—坛！”每当熟悉的开场旋律响起，我就会巴巴地守着电视，到每周一期的《曲苑杂坛》里过把瘾。正是这些平台，加深了我对包括绍兴鹦哥班等在内的天南地北各类喜剧文艺的情感。
俗话说，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上，强调的是内容比形式更重要。可方言之于谐谑文艺的重要性，既在于内容也在于形式。特别是对于纯方言节目而言，方言就是它的生命，是内容与形式合二为一的有机体。拿传统曲艺相声来说，按发源地论，所谓正宗的相声表演语言应当是北京话或者天津话，而这两种语言本就是京津两地的方言。此外，相声里还有不少灵活运用外地方言的段子，行话叫“倒口”或者“怯口”，例如《怯拉车》《怯洗澡》等。而有的相声段子更是直接拿方言作为主题，如侯宝林先生的《戏剧与方言》，里头的主人公因为听不懂方言而闹出了一系列笑话。“怎么在上海理个发还得玩儿命呢？”那位把上海话“汰头（洗头）”理解成“打头”的顾客心里头直纳闷。另有文哏大家苏文茂先生的《宁波话》，用方言谐音这一滑稽而又巧妙的形式，刻画了一个师傅与学徒来发之间问答的场景——“师：来发？徒：嗦嘻（干什么）？师：嘻哆唻（线拿来）！徒：嗦嘻哆唻（什么线拿来）？师：咪嗦嘻哆唻（棉纱线拿来）！徒：嗦咪嗦嘻哆唻（什么棉纱线拿来）？师：唻咪嗦嘻哆唻（蓝棉纱线拿来）！徒：弗哆弗哆（不拿不拿）。师：弗哆嘁哆咪（不拿去淘米）！徒：弗哆咪，弗哆咪（不淘米，不淘米）。师：来发，唻哆唻哆（懒惰懒惰）！”如果把这一串对答连贯快速地“吟唱”出来，还真是咿咿呀呀像首歌儿呢。不单是北方相声讲究方言的妙用，南派相声的烹调也离不开方言的色香味。曾被誉为黄金搭档的相声演员奇志和大兵，就是从最接百姓地气的夜场里起步的。他们的作品往往操一口浓重的长沙方言，嘴里冒出来的“娭毑”“堂客”在湖南人耳朵里听起来是那样亲切。近一些的例子还有形式上与相声近似的上海独脚戏。杨华生先生在独脚戏《方言与普通话》中绘声绘色地描摹了不会说普通话的尴尬。在饭馆里愣把“水饺”说成了“睡觉”的窘境，虽突显了说好普通话的重要，可反过来想想，这也不正是方言带给我们的乐趣么？
艺术的魅力是相通的，相声的魅力现如今也已在湖州生根发芽。一群工作在广电传媒系统的票友们，以百坦茶楼为据点，成立了“湖口笑声”这个本土相声队伍，为这门古老的艺术注入着新鲜的血液。他们的演出地以“百坦”命名，他们的团队主题曲也名曰《百坦百坦》。“百坦”是湖州人常挂嘴边的一句话，也是我最先接触到的湖州方言之一，大致是“慢慢来、慢走”的意思，折射出这座城市不急不躁、从容不迫的文化性格。用纯湖州话演唱的《百坦百坦》多的是“坍招势（坍台、丢脸）、条杆（身材）、推扳（差劲）、较关（很、很多）、小巴喜（小孩子）”这样的日常用语，而“湖口笑声”的相声作品更不乏拿本地土话跟观众套近乎的包袱。我去年在百坦茶楼观看了他们的现场演出，发觉当演员们用湖州话跟观众交流时，底下的笑声和掌声尤其热烈。那一句句入耳入心的家长里短，无疑成了拉近演员和观众心理距离的重要纽带。在方言织就的喜剧场域里，观演双方藏匿着共谋的默契，本地土语是他们不足为外人道的甜蜜私享。
方言对于追求现场感的喜剧演出是如此重要。假如四川的李伯清和香港的黄子华都说着普通话版的“散打评书”与“栋笃笑”，热爱他们演出的观众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了。方言举足轻重的“笑果”，不仅仅为面对面的舞台演出所倚重，依托传媒平台而获得更大公共性和传播范围的电视节目，例如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老坎客栈》《王保长新篇》，还有情景喜剧《炊事班的故事》《武林外传》等，也凭借方言的滋养而孕育出了独特的魅力。在《炊事班的故事》里，小毛说河南话，老高说山东话，帅胡、大周、小姜说东北话，洪班长说广东话，小张说四川话，连长说天津话，小姚说福建话，阎护士长说陕西话，简直是各地方言大集结。社情民意类节目，也少不了方言的加盟，比如绍兴的《师爷说新闻》《师母来哉》，湖州的《阿奇讲事体》。方言令新闻轶事的播报变得生动有趣，特别受大叔大婶、大爷大妈们的欢迎。方言对文学的影响也显而易见。不论是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还是当今作家如金宇澄、贾平凹、韩少功、阎连科等人的作品，我们都不能忽略苏沪方言、商洛方言、湘方言、豫西方言等对各自文学表达的浸润。
来自不同地域的友人在新结识时总爱问某某事物在对方的家乡话里怎么说。当你安处原籍时，并不常感到乡音的可贵。但当你踏出故乡的土地，被异乡的熙攘所包围时，旅途中偶遇的乡音才真正触动了你的心。当我发觉自己能约莫听懂店老板用湖州话报价，能用绍兴话跟店家说声谢谢而不显得突兀，当我发觉其实湖州话的很多词汇绍兴话也同样在用，只不过发音有所不同时，我从方言的变相延续里获得了隐秘的安全感。它与高晓松在《晓松奇谈》里戏称许多国人在心理上视新加坡为中国的“海外分店”的道理是相似的。另一种安全感的获得，来自于因我对方言敏感且善于模仿，而渐渐被“同化”的过程。读大学时关系最好的室友是天津姑娘，她常说我跟她处久了以后，满嘴天津味儿。现如今，我说话的口音又不知不觉染上了点湖风湖韵。这是沉浸式习得的结果，而这种方言习得也成了我人生旅程的标记。
比起祖辈父辈，我们年轻一代嘴里说的方言早已有些变味儿。这主要是受到了普通话的强势渗透和社会语境更迭等的影响。我们这代人的思维本质上是普通话思维，而我们父母的思维则大多植根于方言，这便是代沟存在的其中一个根由。当然，方言文化也要辩证地看待。越地民谚既有如“半斤八两，黄鱼水鲞”“游过三江六码头，吃过爨筒热老酒”“田要冬耕，囡要亲生”这样对生活的鲜活概括，也不乏“做人来嬉戏，迟早要居起（归去）”“闲事弗管，饭吃三碗”这样带有虚无和自私色彩的老底子道理。以工具性的功利角度来看，方言也有它天然的缺点——交流适应面窄。比如浙江有些市的内部区县之间存在着极大的方言差异，有的差异甚至大过不同市之间的方言。即便是方言近似或使用同一方言的地区，也存在着语言背景文化的障碍。我曾问一个来自广东的师兄是否对香港的“栋笃笑”感兴趣。他说虽然两地同说粤语，但“栋笃笑”的方言里包含了很多香港特有的文化，他理解起来是有困难的。
方言的功过是非皆在历史进程中形成，而保护方言也成为了近年来诸多人士的共识。在语言文字的传播媒介趋于电子化、智能化的今天，方言也被加速着自我变异和消耗，成了某种快餐式的副产品。“蓝瘦香菇（难受想哭）”靠着网络视频和自媒体的病毒式传播，成了最流行的广西口音。方言并非不能作为被娱乐的对象，其所蕴藏的喜感前面已谈及很多。但方言被玩坏的背后，不也恰恰反映了它在速生速死的网络语境里的尴尬处境么？
好在方言保护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录制方言样本作为科研对象的官方举措，也有民间的方言文化爱好者撰写相关书籍的自发行为，例如说一口京片子但也熟谙湖州话的寇丹先生就著有《湖州土话》一书，还有诸如《十三亿分贝》《多彩中国话》《方言听写大会》等媒体综艺节目，以更新鲜时尚的方式唤醒着人们对方言的认知。有趣的是，现在有一些外国朋友也迷上了说中国方言，例如伊朗的华波和德国的阿福会说沪语，美国的江喃则向老头老太们学了一口“粑实”的成都话。
摆龙门阵、拉呱、唠嗑、侃大山——人们闲聊时爱用方言，但方言不只是交流的工具，更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例如吴方言、粤方言等对古音韵的保留就是如此。为了交流的便利，我们理当学说标准通用语言，但为了辨明来路，也不能忘了那一口生养之地教会我们的土腔土调。为方言寻求一点尊重和价值吧，别等到它们淡出历史舞台，才后悔地说：“蓝瘦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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