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开富：迢迢万里行如歌

　　在过去的20世纪里，有两位湖州人用一双脚“走”出了世人瞩目的传奇：上世纪30年代，湖州人潘德明“雪东亚病夫耻”“以谋世界上之容光”，成为历史上徒步环游地球第一人；仿佛一种呼应， 1984年10月16日，在红军长征开始半个世纪的同一天，一位记者，沿着当年同样路线，开始了“重走长征路”。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在中国，不，在世界上今天用‘脚’长途采访的记者，可以说就是他了。”这位“他”，就是湖州籍著名记者罗开富。

从头越，岂畏难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在京召开。《中国财贸报》全国记者会也几乎同时召开，会上，时任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负责人王磊宣布，要在《中国财贸报》基础上创办《经济日报》，以“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指导全国经济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时间筹备限在三个月， 1983年1月1日出报。

    其时罗开富还在《中国财贸报》云南记者站工作。消息传出，大家无比振奋，领导要求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站在《经济日报》的角度和高度进行思考，提出具体报道线索。与会的罗开富提了两个建议，其中一个就是建议采访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他说：“我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红军精神鼓舞下成长，而且我的工作岗位，几乎都在长征路上。”

    1961年罗开富从湖州应征入伍，成为铁道兵一员。1963年入党。先是在江西修铁路，后转去修建成昆线。 6年时间里，基本在红军长征出发地和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辗转。

    6年后，他被调到北京，任中央军委直属的《铁道兵》报编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老红军。此后不久，他因故转到浙江、内蒙古，后又到乌蒙山区继续接受锻炼和思想改造。云贵交界的乌蒙山区正是当年红一、红二方面军与敌人周旋、作战最激烈的地方之一。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红军烈士墓，听到了人们述说的红军的动人故事，记忆深刻。

    1978年12月，落实了政策的他归队。很快接到通知，要他立刻到前线部队报到，随军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采访。这期间，他见到了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指挥员杨得志将军，杨得志当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正指挥部队攻打谅山。他向罗开富讲述了这两场战役的相同和不同。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发扬长征精神、坚定信念、团结一致、克难攻坚、不怕牺牲，一定会夺取胜利。”

    在《经济日报》报道策划会上罗开富讲了这些背景后说：“20多年来，我看到了长征沿途人民生活、经济建设情况，变化大，新面貌多，但更多的还是贫穷落后。我们应该通过宣传引起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出台政策改变长征沿途地区的落后面貌。今天，我们进行‘四化’建设，是一次新长征。 ”

    听了罗开富的介绍，主持会议的记者部主任张颂甲表示赞同，他说这是个很好的重大报道题材，要他写出采访报道计划，上报编委会讨论决定。

    此后，由于《经济日报》初创，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做，也由于采访计划不具体，提出的两个问题让领导一时难于决定等多重原因，计划一搁就是两年。

    而就在这两年里，“长征路”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美国记者抢先“走”了。美国某报记者汉森，原计划走完全程写一本书，但只走了几个县就走不下去了。另一位记者是美国《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他1983年到1984年初先后两次到中国红军长征路上采访。再一件事情是：这期间，罗开富所接触到的一些老红军非常希望自己健在时，能看到中国的记者到长征路上实地采访。老红军秦基伟、李成芳、鲁瑞林等对他说：边走边写，看起来亲切、可信，更能引起人们对红军长征的关注。

    1984年6月15日早上，当罗开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见索尔兹伯里的消息后，再也坐不住了，他马上拨通了记者部副主任胡连璞的电话。胡连璞告诉罗开富：“中央已派安岗来当总编辑了，你赶快给他写报告，要具体点。”

    报告寄出不到一周，胡连璞来电话说，安岗批准了报告。罗开富的报告建议主要有四点：走红一方面军长征线路，同时报道三个方面军的长征情况；每天走、每天写、每天见报；一人走到终点；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在同一天登程，走红军走过的原路，住50年前红军主力当天的宿营地，也同样走368天走到吴起镇。 9月20日，在王府井大街277号《经济日报》二楼简陋的办公室，安岗总编辑见了罗开富，他说：“你提的4点很好，必须要做到，也能够做到。报社上下都会帮助和支持你。我再给你加两个‘必须’：一是每走一地必须要有向导签字为证。二是小病小伤必须坚持走，实在不行了再换人。”

    聂荣臻元帅闻悉后说：“这确实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行动，应当得到鼓励和支持。”

    9月22日下午，编辑部召开大会，安岗代表编委会宣布了两件事，其中一件是欢送罗开富“长征”。安岗说：“经济日报记者的特点和长处是敢想敢创新、敢克服困难，要一个人一步一步走两万五千里长征路。此次采访的目的有三点：用新闻形式再现当年红军伟大的长征，从而填补历史上没有报纸对红军长征作系统的真实报道的空白；也为了反击当年反动派在报纸上对红军长征的污蔑和歪曲；同时，给今天进行‘四化’新长征的人以启示。”

行走疾，书犹酣

    1934年10月16日傍晚，中央红军跨过江西瑞金以西80多公里的于都河，开始了决定中国命运的长征。 50年后同一天同一时刻——1984年10月16日傍晚，罗开富和于都县的向导邱勋志、谢登泉一起，冒着细雨踏上了征程。

    夜半，走进黎村乡。凌晨两点，他们终于找到了 50年前中革军委领导当晚的宿营地。罗开富顾不上脱去湿衣，赶紧写报道，完稿后立即打电话，用口述方式把报道传回报社。

    “当乡党委钟东斗书记为我接通电话、把话筒交给我时，我非常激动，谁知电话那头的声音比我还激动：‘好，好，是开富吗？辛苦了。安总和夜班的同志都在等你的稿件啊，慢慢读，还赶得上出报。’”罗开富说，当自己念完稿件放下话筒时，心潮仍在起伏。

    第一天走下来，罗开富脚上就磨起了血泡，第二天更重，走到第三天，下了祁禄山在井前村写完稿才发现，脚上的血泡磨破后竟和袜子粘连了，袜子脱不下来。他只好把袜子剪了，但粘在肉上的碎袜片还留在脚上。不能洗，怕感染，不洗又怕加重溃烂。天亮前，祁禄山乡长肖锡美找来医生给他伤口消毒，并在脚上包上3只大口罩，说这样可以减少摩擦，过些天伤口会好。

    但问题又来了，包了口罩，鞋子就穿不进去了。而在远离公路的山区，根本无法买到新鞋。当机立断，他们连夜编了几双草鞋。第二天，乡里又派了向导扶着他走。罗开富想起离京前曾访问过的几位老红军的话，当年攻打遵义城的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政委王集成嘱咐：“碰到困难，首先想到要进，不是退！ ”

    长征前党中央机关在瑞金，而最远的红军部队在福建长汀。罗开富从长汀到达瑞金后，第一个接待他的是县委副书记沈运煊。沈运煊亲自为罗开富主持了由老红军、当年的支前民工和宣传、党史专家等参加的座谈会，还带他去见了正在瑞金休养所的老红军顾玉平——50年前正是他牵着马从瑞金起程、一步一个脚印护送周恩来走到陕北吴起镇的。听了罗开富的汇报后，他很高兴：“我们当年跟着走路、打仗，现在也很想了解沿途过去和今天的情况啊。”“有了信念，就会坚强，就有克服困难的信心。要把困难想得多，想在前，想得深一点。”顾老给罗开富指出了几点：一是资料少背点，太重。沿途的长征史料很全，是活的。走进这个县，就要依靠当地组织通知下个县，帮准备好资料、向导，联系好50年前红军宿营的村庄。二是肯定了安岗总编辑要他遵守“六个必须”中的必须要有向导签字这一条。“近三年，到我这里讲要走长征路的不下四五十个，还有红眉毛、蓝眼睛的外国人。但大都是坐车。听说，有两个外国人下汽车后，还在金沙江边坐滑杆，叫人抬着走。你虽然每天写文章登报，但人家还是会想，坐了汽车吧？所以应该有向导签字为证，我们共产党要以真为本。”临末，他在罗开富采访本上写下几句话以勉励：“经济日报记者

    罗开富1984年

    10月13日来到我家

    了解当年中国工农红军从瑞金出发前后的情况……他要沿着这条路线长征，精神可嘉，我表示敬意。顾玉平”。

    很快，因为有了老红军的叮嘱和当地党委政府切实的安排，加上沿途群众对红军的热爱，绝大多数地方和党史部门都为罗开富提前做好了准备，红军当年走的路线和日期也都核实了。

    编辑部也做了严密安排，有专人半夜跑北京长安街的电报大楼取稿件，夜班有相对固定的编辑和校对检查。鉴于关注头版右下“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专栏的读者越来越多，印刷厂清晨还派专人把报纸送到等在《经济日报》大门口的读者手中。

    但，一步一步走了20多天，新的困难不停地冒出。一是通讯设备的落后比想到的要严重得多。再一个是没有钱付电讯费、交伙食费了。当时电报每发一字三分钱，新闻稿减半，罗开富所发报道每篇在2000字左右。而当时他的工资是每天平均2元2角，加上补助8角，收入共3元，每天交电报费外，还要支出1元2角的伙食费；沿途山区基本没电，要购蜡烛和手电电池；还有个人的生活消耗、生活用品等。按照当时的财务规定，他最多只能领500元备用金，加上他自己的一点积蓄，很快就入不敷出了。

    而且，虽然前一个县已通知后一个县的乡邮电所要留人，但那种夜半要打电话、凌晨要发电报、还要发那么多字的特殊业务，很多地方别说没有碰到过，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因此也没配那么多人手。困难可想而知。

    编辑部比罗开富还急。他们在接收稿件中也发现了这些难题，一直在同有关部门联系寻求支援。过了不几天，罗开富就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部门热情支持和帮助他完成采访任务的消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他办理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通知沿途各地保险分支机构为他的健康和安全提供保障；中国农业银行发出通知，他在沿途可随时到各县支行预借所需费用；邮电部电信总局向有关省、区及其所属邮电部门发出公电，要求为他提供电讯特别服务……

    从1984年11月底开始，罗开富再不用为缺钱、找不到邮电所发愁了。但他的“重走长征路”沿途困难有时也是难以想象的。比如，红军经过的雪山草地有8万多平方公里，当年人口只有二万多，50年后人口还是较少，邮电所十分稀少。对于发稿，在有路可走的地段，邮电所同志骑着快马寻找他的宿营地接稿；没有路的地方，邮电所同志就跟他一起走，等他写完稿，抄到电报稿纸上后，就赶紧背着发报机去寻找有电的地方发报。“每天平均得走75里路。 368个夜里，最多的一天，睡眠也不足四小时。 ”“每天晚上写一篇报道，一篇日记。 ”罗开富就这样边走边写。在他体能大幅消耗的同时，报纸在国内甚至海外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因为有了每天一篇的“重走长征路”报道，两个多月后，报纸发行量从90多万份猛增到160多万份。

　　路纵遥，携手进当年长征能走下去，因为战士们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与钢铁一般的意志，也因为官兵之间、战友之间紧密的联系与彼此协助，更 有沿途广大群众的支持与帮助。许多老红军说，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沿途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不可能走到吴起镇。此真理，在和平时期罗开富重走长征路途中再次得到验证。在368天里，共有2800多人给罗开富当过陪同与向导， 240多位医生与他一起边爬山攀崖边为他治伤治病。“没有他们，我不可能走完长征路。”“他们崇敬红军，他们把对红军的热爱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因此沿途遇到的每件事、每个人都让我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罗开富动情地说。

    1984年12月19日，罗开富在侗族向导胡炳益、吴庭玉和县委办主任欧阳昌美陪同下攀登贵州黎平的高洋雪山。那时，整个黔北早已冰封大地，连电话线都被冻断了。他们都穿着草鞋，又在鞋底上绑稻草。尽管有准备，途中还是被冻得梆梆硬的坚冰折磨得滑来摔去。当他们爬上山腰，摸黑进了大稼侗族寨子时，四个人都受了伤。罗开富左腿跌伤，又肿又红不能动弹了（后来诊断是小腓骨骨折），被跌破的照相机碎片刺进锁骨的伤口还在流血。几位侗族老人为他擦了药酒，又给他吃了几颗他们自制的止痛药丸。

    1985年2月6日，在四川叙永县石厢子渡河时，腿伤站不稳的罗开富脚一滑倒入河流中，同行的青年李永祥眼快手疾，一把将他托住，避免了被奔腾河水卷走。上岸后，大家连连安慰着他，有的把鞋子脱给他穿，有的脱了毛衣给他，有的把大衣披在他身上，幸运的是，沿路收集的资料和行李也有他人帮背着，没有受到大的损失。

    最惊险的一段发生在“爬雪山过草地”。

    高耸入云的雪山有5座，红军当年爬第一座雪山夹金山的起点是在四川宝兴县。罗开富爬夹金山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亲自打电话给宝兴驻军领导，要他们派人护送，并要求丈量红军攀爬过的5座雪山垭口的海拔高度。罗开富刚爬到海拔3500多米处，由于体力不支、空气稀薄，昏昏沉沉不知不觉就跌坐在冰水中，解放军军官杜宝玉及时发现，把他拖起来。后来罗开富还掉进了雪坑，藏族向导汉尔加拼命把他拉了出来。最后一座打鼓雪山，下坡太陡，罗开富不慎滑倒，滚落30多米，是先下山的黑水县严木学等5位藏族向导，在半山腰设置了拦网把他接住……

    1985年8月10日，罗开富一行带着电台、发报机、帐篷、米面油、干牛粪等用品走进了草地。为了保证穿越草地的15天内有电可供，四川阿坝州邮电部门为他配备了发电机、油料、帐篷等，用3头牦牛驮着走。草地腹心地带是沼泽，惊险异常，陪同的同志每天要竖起两根8米多高铁杆，上架30米长的天线供发报。一天，大家冒雨架好天线，正固定时，一阵狂风突来把天线和铁杆吹倒，砸得多人受伤，其中向导阿布索（藏族）右大拇指粉碎性骨折，留下终身残疾。

    8月17日，罗开富和7位藏族、羌族向导及两名发报员全都陷进了日干乔沼泽地的泥潭。他们只好解开驮在牦牛、马匹背上的缰绳，分头把物品扛肩上或顶在头上。谁知这时，因为牦牛腿短，没陷多深，就被泥水呛了鼻孔，突然发起性子，乱挣乱蹦起来。几经波折，牛和人才脱险。摆脱了泥潭的灭顶之险，饥饿又同样威胁着大家。所有的盐巴、面条、作柴火用的干牛粪都泡湿了。他们劈了床板和几截木头，用仅剩的几根腊肉骨头熬着泡过水的面块吃。木板烧光了，剩下的羊肉就只好生吃。他们还到麦曲河里戳鱼，切块生吞，大家几乎吐尽了黄水和胆汁，仍坚持着往肚里吞。直到第5天的8月22日，班佑寨的巴尔登等两名藏族妇女送来两大筐干牛粪和一小包盐巴，还有一些酥油、糌巴，才解了困。

    离开瑞金时，罗开富体重148斤， 7个多月后走到泸定桥时，只剩98斤。以至于在桥头，从北京赶来的杨成武将军和总编辑安岗来看望他，见到时惊叹不已，说他像“稻草人”了。而其时罗开富黄疸型肝炎已复发20多天。在这之前的5月11日，他吃不下东西，眼睛和皮肤已开始泛黄。经四川会理县人民医院郭世卓院长确诊开出处方，配了药，嘱咐沿途医生24小时倾全力医治，保证他的行程。

    当安岗总编辑在杨成武等的关切、相劝下，商量“要不换人吧”时，体力已到极限的罗开富流着泪对安岗、杨成武和其他在场的老红军们说：“请组织上同意让我再坚持两天——现在我还能喘气，怎么就躺下呢？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走到底。如果我实在不行了，倒下了，你们就换人，但是希望接替我的人能背着我的骨灰走进吴起镇！”

    终于，罗开富以他顽强的毅力，在1985年10月19日走到陕西吴起镇。一年多里，他接受洗礼，也实现了自己心灵的升华，以无畏的精神，抒写一曲新时代“重走长征路”的昂扬赞歌。“一路上，我都感受到了肩上沉沉的责任。”罗开富说，特别是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采访当年3位女红军借宿其家的徐解秀老人时，她说：“什么叫共产党，什么叫红军！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

    30多年过去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日子里，回首当年自己的徒步长征路，言及今天举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奋斗目标的新长征”，罗开富感慨万千：“我们的党和军队，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