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发现 关于古德清建县年份的考证
来源： 时间：2016-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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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源县 （古德清）的建县年份为唐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方志史料上的这一记载一直无人置疑。但新近笔者在查找资料时，从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全唐文补遗》（1994年至2000年的6年时间里陆续出版7辑）第7辑中看到了摘自十三朝古都洛阳邙山出土的——“大周前湖州武源县丞故息男刘（浩）之志铭”一文，这是武周（公元690年—705年）前湖州武源县丞已故亲生儿子刘浩的墓志铭。该志铭所透露的信息，动摇了“唐天授二年置武源县”这一流传千年的历史定论。
为了寻找该墓志铭的源头，我又查阅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唐代墓志汇编》（上下集）。在该书中也找到了“大周前湖州武源县丞故息男刘之志铭”一文，文后注有“录自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下”一句。中村不折（1868年—1943年）是日本美术家兼文物收藏家， 1936年，他以自家私宅在东京创建书道博物馆。 1927年3月初，他编著的《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在东京刊印，由西东书房发售。由于印数较少，加之不久爆发了“九·一八”日军侵华事变，所以该书流入中国极少。
循着这一线索，我全力寻找《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一书。由于当年东京刊印此书的数量不多，八成新的该书， 2013年在网上的拍卖标价竟高达4000元左右，我只能望书兴叹。但接着，我还是在网上购买了由中华书局依照中村不折原书出版的翻译本《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翻译本是上世纪80年代时任中国书协主席的启功先生，他在访日期间浏览旧书肆时发现后购得，他认为该书对研治我国古代书体源流变化极具参考价值，于是向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推荐了此书。汉学室约请李德范女士翻译此书，并于2003年出版发行。
因《唐代墓志汇编》中的“大周前湖州武源县丞故息男刘之志铭”一文是录自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的原始版本，虽然购买了国内出版的新版本，还是疑虑与原著会有不同之处，我就再次花时间寻找89年前由日本东京刊印的原著。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努力我终获得了1927年由日本东京刊印的《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上卷、中卷、下卷）。在该书的下卷目次中找到了“刘浩墓志铭并盖（写真）”条目，随后看到了对该墓志铭的详细介绍（图①）。
书中有该墓志铭盖的拓片图，“大周故刘府君墓志铭” 9个篆体大字赫然在目。旁页上写着：“篆文之乖谬，往往见于唐碑之题额。是所谓扁额体的篆书（2003年的新版本写成了‘隶书’），或是飞白书的别体。今其真迹出土，可谓珍奇。陕西省西安附近出土（按铭文内容看，此出土地址可能有误）。”而该志铭却无拓片图，只有一百二十七字的铭文抄录：（隶书）“大周前湖州武源县丞故息男刘之志铭：浩，字无竭，南阳涅阳人也。曾祖洎，唐侍中上护军、清苑县开国男。祖基，唐地官郎中尉。父纂，周前任湖州武源县丞、上护军。浩随官，以圣历二年岁在己亥八月廿二日，卒于武源县官舍，春秋一十有四。以长安二年岁次壬寅四月戊戌朔十二日己酉，迁殡于洛阳县平乐乡邙山南原，礼也。”
看来，该墓志铭在89年前能被中村不折看中并收录于《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一书，还得仰仗于该墓志铭盖上那优美“乖谬”的篆体文字，这也是该书中唯一的出土墓志盖拓片图。由于该书目次上写的是“刘浩墓志铭并盖（写真）”之文字，作者要向大家着重介绍的也就是墓志盖上的9个篆体字。所以，在没有看到文中内容时，还是不能发现该志铭与武源县（古德清）有牵涉。是《全唐文补遗》目录中写有该志铭标题“大周前湖州武源县丞故息男刘（浩）之志铭”一句，才引起了我的关注，使这篇能够帮助纠正武源县（古德清）置县年份的墓志铭呈现在了众人面前。
该志文大意：墓主刘浩，字无竭，南阳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和邓州市一带）人。其曾祖父刘洎是唐侍中上护军、清苑县开国男（史书记载，刘洎为唐朝宰相，遭褚遂良诬陷，被赐死。武则天时得以平反）。祖父刘基，是唐地官郎中尉。父亲刘纂，大周前（即天授年以前）任湖州武源县丞、上护军。刘浩随父亲住在武源县，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己亥八月廿二日在武源县官舍内去世，卒年一十四岁。三年后，即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壬寅四月十二日，父亲将其迁葬于洛阳县平乐乡邙山南原。志文撰写的时间应该在刘浩墓迁葬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唐朝时的洛阳县平乐乡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
所谓“大周前”，就是武则天登基以前。武则天称帝，改国号“唐”为“周”（公元690年—705年），定都洛阳，第一个年号为“天授”。然而，从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成书于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的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天授二年析武康乡置武原（源）县”、《旧唐书》（公元945年）记载的“唐天授二年分武康置武原（源）县”、《新唐书》（公元1060年）记载的“武源，天授二年析武康置”；到宋嘉泰《吴兴志》“唐天授二年……置武源县”（图②）；再到明嘉靖《德清县志》“天授二年析武康之东乡置县，曰武源”（清康熙《德清县志》亦同）及清道光《武康县志》“高宗天授二年，析武康地置武源县”（图③）。其“天授二年置武源县”的记载“一脉相承”延续至今。此外，还有北宋政和年间的地理总志《舆地广记》则记载为“唐天授元年分置武原（源）县”。
如果武源县真的是始建于唐天授二年，那怎么会在天授年（大周）前就有武源县丞了呢？志铭的撰写时间，应该是该县丞调往京城（洛阳）后将儿子的坟墓迁到洛阳邙山安葬时。从最接近大周的年代算起，到迁葬儿子回洛阳，相隔也就10年左右，该县丞对自己去武源县（古德清）上任的时间是在大周（武则天称帝）还是大周前这样重大的分界线是不会搞错的。但该铭文的记载只能证实武源建县是在大周前，还不能确定在哪一年。虽然是出土墓志铭，比书本记载来得真实，可还是孤证。
要匡正武源县（古德清）的置县年份，最好是能够找到与此相呼应并有置县年份记载的确凿证据。除了《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新唐书》及宋嘉泰《吴兴志》和明嘉靖《德清县志》上都明确记载“天授二年置武源县”外，我在清道光《武康县志》“高宗天授二年析武康地置武源县”一句的表述上看出了问题。唐高宗时期是从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到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历时达33年，弘道元年与武则天的大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相差也有8年之久，从唐高宗到武则天，这中间还隔着唐中宗和唐睿宗两个皇帝呢。
针对清道光《武康县志》上的这一疑点，我查阅了清康熙《武康县志》。在该县志上，突然看到了与我们以前所知道的不同记载：“高宗麟德三年（公元666年）析武康东乡置武源县，即今德清县。”（图④）但在该句后面却以小字号加注了：“按《府志》作天授二年……”等语句，此注的内容与宋嘉泰《吴兴志》所述大致相同。说明康熙《武康县志》对“高宗麟德三年”一说有自己的依据，只是在看到了《吴兴志》上的“唐天授二年……置武源县”后，才在该记载后面作了补充。由此，清道光《武康县志》上方会出现那“牛头不对马嘴”的“高宗天授二年”之说。这难道是编志人在无法确定是“麟德三年”还是“天授二年”置武源县时，有意将二者糅合的无奈之举？那么康熙《武康县志》上的“高宗麟德三年”又从何而来？
再查阅明嘉靖《武康县志》，该县志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以武康署名的县志。翻看明嘉靖《武康县志》，眼前突然一亮，“高宗麟德三年析武康东乡置武源县，即今德清”（图⑤）一句再次呈现眼前，后面也没有“天授二年置武源县”的补充。这也是目前能找到的“高宗麟德三年析武康东乡置武源县”一说最早的出处了。如此看来，明朝前武康当地的史料记载是“唐高宗麟德三年析武康东乡置武源县”，到了清朝修撰《武康县志》时，受到了《吴兴志》《湖州府志》等的影响而加注了“天授二年”一说。《吴兴志》《湖州府志》的记载有《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等为依据，而明嘉靖《武康县志》的“高宗麟德三年”之说，因没有其它史料的印证，也就渐渐被“天授二年”给湮没了。
现在，“周前任湖州武源县丞”的志文，证实了“高宗麟德三年析武康东乡置武源县”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史书是后人撰写的，记载历史事件难免出错。而墓志铭是即时记载墓主及其祖上的身世，要比相隔年代久远的旁人著述来得真实可靠，且该志文撰写时，当事人即墓主的父亲还在任上，他记载自己的任职“武源县丞”年代及当时背景应不会有错。以出土墓志铭纠正《旧唐书》《新唐书》讹误的先例有之，如： 1960年7月从广东韶关市北郊田心乡洪义里武陵原出土的《张九龄墓志铭》，纠正了新旧《唐书》记载的张九龄年龄之误，墓志铭记载张九龄卒年63岁，而新旧《唐书》记载其卒年为66岁；且该墓志铭的作者是徐安贞而非徐浩。
《元和郡县图志》和《旧唐书》等记载的“天授二年置武源县”之说只是书本的记录，而后来《吴兴志》《湖州府志》《武康县志》《德清县志》上的该类说法，都只是对前著记载的“复制”。《大周前湖州武源县丞故息男刘之志铭》的发现，加上明嘉靖《武康县志》上“高宗麟德三年析武康东乡置武源县，即今德清”的记载，物证、书证一应俱全了，明嘉靖《武康县志》上“高宗麟德三年析武康东乡置武源县”将重新获得正名。古德清的建县年份应推前25年，而流传了一千多年的“唐（武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置武源县”之定论，应匡正为唐麟德三年（公元666年）置武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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