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家胡渭的贡献

禹贡锥指书影杨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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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中国古代的地理学家，人们对郦道元、徐霞客一定耳熟能详，前者的《水经注》文辞优美，流播广泛，后者以自己的脚步丈量美丽山水，日记所见汇成《徐霞客游记》，为难得的实证资料。但对胡渭，人们确乎知之甚少，甚至陌生到从未听闻。其实，胡渭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地理学家。

    胡渭（1632—1714），字胐明，晚号东樵，浙江德清县人。他出生时还是明朝崇祯年间，但主要的生活时段在清朝。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科举的书香门第。曾祖父胡友信是明进士，做过广东顺德的县令，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朝学者江藩说他的文章能够“与归有光齐名”；他的父亲胡公角是明举人。一个降生在这样家庭的孩子，人生的理想自然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在胡渭12岁的时候，明朝灭亡，父亲也去世，死因没有记录，或许是像许多明末官员一样为崇祯皇帝殉难了。胡渭随同母亲避乱山间，虽颠沛流离，但时常一编在手，勤读诗书。 15岁时，他就考入县学，成为生员，也就是秀才。在县学，他是一个学习勤恳的孩子，“苦心钻研，寒暑不辍”。他多么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一步步向前，像父亲一样做一名举人，像曾祖父一样成一名进士，但他科举的命运实在不佳，考了多次，还是原地踏步，直到两鬓苍苍，依然秀才一个。所以，胡渭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他科举考试的最高水准。

    与胡渭不同，他的侄儿胡会恩却是考神，在康熙十五年（1676）一举夺得榜眼，也即进士科考的第二名。大概是侄儿的推荐，胡渭先后到相国冯溥、徐乾学的家里当一名西席，即家庭教师。胡渭的科举前路由此出现了一缕曙光，康熙皇帝开博学鸿词科，为全国有声望的读书人开设科考直通车，相国冯溥就要推荐胡渭应诏，可不知何故，他坚决推辞。尽管他推辞，推荐书还是送出的，只是为避嫌，因为胡渭是相国儿子的老师，没有排在前面，等到朝廷公布入选人名单，没有他的大名，胡渭也感到非常吃惊。在胡渭看来，推辞或许是一种姿态，自己对做官并不在乎，但凭着自己的一肚子学问，乘上这趟直通车理应不成问题。但世事难料，胡渭竟失之交臂，他的好友毛奇龄等都荣登皇榜。从此，胡渭绝意科举，专心教书和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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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命运关闭了胡渭科举的一扇门，却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即学术之门。作为相国儿子家庭教师的胡渭，自然“无案牍之劳形”，教书之余广交文友，可以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和一时名流朱彝尊、毛奇龄、阎若琚、万斯同等过从甚密，他们切磋学问，赋诗唱和，胡渭的视野为之开阔，不再如一般的儒生。

    而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撰工作，为胡渭铺就了通向地理学殿堂的路。相国徐乾学奉诏纂修《大清一统志》。康熙二十九年（1690），徐相国退休，朝廷继续把这一任务交给他，允许把工作带回故乡去做。于是，徐相国在苏州太湖洞庭山开书局，招人才，聘请了胡渭、顾祖禹、阎若琚等精通地理之学的学者，共同参与这一巨大的纂修工程。胡渭和这帮朋友一起编书，又身处风景旖旎的洞庭山，可谓身心俱佳。他自己回顾这段生活：“二三素心，晨夕群处，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者，受益弘多，不可胜道”。胡渭真是一个学问的有心人，凡是与《禹贡》有关的资料他必亲手摘录存档。杭世骏在《胡东樵先生墓志铭》中说到：先生“因得纵观天下郡国之书，凡与《禹贡》山川疆域相涉者，随手抄录，与经文比次，以郦道元《水经注》其下；郦注所阙，凡古今载籍之言，苟有当于《禹贡》，必备录之。”《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可谓我国“古今地理之祖”，最早提出了“九州”的地理区划，记述各地山川、湖泊、物产等方面的情况。在如此优越的环境和条件下，胡渭查阅历代地理文献，博采群书，荟萃众说，尤其重要的是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储存了许多《禹贡》的研究资料，为后来的“薄发”充分“厚积”。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康熙三十一年（1692）对于胡渭也算多事之年，先是徐乾学因事被免去纂修的职务，书局随之撤销，后有顾祖禹过世。两年后，徐乾学也谢世，一时好友四散。《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工作由徐乾学的弟弟徐秉义接手，地点重新回到京城。胡渭年事已高，只得落寞地回到德清故里，说是脚痛养病，实则养心。

    在故乡的日子，胡渭的内心渐渐归复宁静，谢绝了一切人事应酬，埋头经籍。他翻阅从前所作关于《禹贡》的笔记，一种整理成书的冲动油然而生。他说自己“循环展玩，撮其机要，依经立解，章别句从，历三期而成，厘二十卷，名曰《禹贡锥指》”。大意就是经过反复研究，抓住要害，依照经籍解读《禹贡》，又按章句有条不紊地分门别类，胡渭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地理学著作。他取意《庄子·秋水》中“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谦逊地给自己的这部作品取名《禹贡锥指》，说自己只是一锥之指，一家之言。这一年，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胡渭65岁。

    有了学术成就，自然希望得到学界政界的认可。胡渭借侄儿胡会恩京城为官之便，游学北京，把《禹贡锥指》呈献给礼部尚书李振裕、侍讲学士查昇等人，请求指正，不想被称为传世佳作，李尚书还为之作序。南归后，胡渭就把书稿付印出版。而后，康熙皇帝向大臣询问起当代有哪些学者的著作可流传后世，查学士就把胡渭的著作上呈给皇帝。皇帝御览之后称好，又问起作者情况，得知这个浙江老书生是礼部侍郎的叔叔。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春天，皇帝南巡，行宫设在苏州。胡渭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平成颂》，还是借助侄儿之力，托查学士之手呈献给皇帝。皇帝看了颂扬自己的文章，当然十分欣赏，高兴之余就嘉奖胡渭，御赐了御笔的扇子一把和“耆年笃学”的四字匾额。皇帝的这一举动并非完全心血来潮，是“为天下士子读书者劝”，是鼓励读书人，书中自有黄金屋呀。在那个“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皇家”的时代，胡渭获得了一个读书人最高的荣耀，由此声名大噪，天下读书人为之倾倒。

    当然，胡渭做一回“歌德派”并不影响他学术成果的价值，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一个官至礼部侍郎的侄儿，胡渭的作品就不可能上达天听，从而得到皇帝嘉许，或许《禹贡锥指》就在民间默默无闻地自生自灭。在封建专制的年代，不要说朝中无人莫做官，朝中无人做学问也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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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渭作为一位历史人物，最大的贡献自然是完成了一部能够传之后世的地理学著作《禹贡锥指》。这是研究《禹贡》的集大成之作。

    复旦大学邹逸麟教授长期研究《禹贡锥指》，他认为胡渭的这部作品在地理学发展史上至少有三点贡献。一是胡渭注释《禹贡》已经跳出了以往经学家文字考订的窠臼，能用地理学家的眼光来分析《禹贡》提出的各种地理现象，拓展了《禹贡》的地理学内涵。二是对《禹贡》作了更深层次的探索，不限于《禹贡》时代的历史地理面貌，还延伸到战国以后历代的兴衰变化，有助于人们对各种地理现象的认识。三是注重《禹贡》作为区域经济地理著作的研究，阐发了对历代地区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利弊得失的看法，有的可以算得上是真知灼见。他记述苎麻的产地，古代豫州是重要产地，而唐时上贡苎布的地方已经是荆州和扬州，作者感慨“此古今风土之变也”，也即从喜温作物苎麻产地的变迁看到了气候变化的信息。他对太湖流域围湖造田成风提出了批评，认为围田淤塞水道，引发江南地区的水灾，而人们围田的缘由是要对付日益增长的田赋，由此提出政府应改变做法，使“赋不失壤之规”，按照土地合理收税，这其实是胡渭另一种层面上为民请命，一个学者的科学思维和民本思想表露无遗。他研究黄河变迁史，“博考精思，久乃得之”，创立黄河“五大变迁”说，即五次重大的改道，此说沿用200多年，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有关论著加了清朝咸丰年间的一次决口改道成了“六大变迁”说，等等。

    虽然胡渭是封建时代的一位士大夫，自然科学知识有限，也没有到野外实地考察，但他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只是汇集了大量地理学及地方文献，考订诠释了《禹贡》，而且擅于通古今之变，表达独特的观点，展现了一个学者的人文关怀。这是胡渭区别于一般经学家的地方。难怪清朝另一位大学问家俞樾要说：“自有胡氏之书，说《禹贡》者可以无作矣!”梁启超也说胡渭“开后来研究地理沿革的专门学问”。

    当然，胡渭的学问不止于《禹贡锥指》，其《易图明辨》《洪范正论》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不容小觑。梁启超就非常推崇他的《易图明辨》，认为其“功不在禹下”。在胡渭的时代，宋及宋以后读书人宣讲的道家玄学很有市场，支配着中国思想界的力量，但这些玄而又玄的所谓学问把人搞得神昏眼乱，莫名其妙。但人家说这是伏羲、周文王传下来的宝贝，谁也不敢看轻它，看不懂只好认自己笨拙罢了。胡渭却用全副精力，追根溯源，专辨宋儒所传的“太极”“先天”“后天”等种种矫诬之说。他把这些道学的娘家和娘家的娘家都找出来，原来这是华山道士陈抟糊弄出来的把戏，原来这些玄乎的东西都是旁门左道，和《易经》了无关系。他所著《洪范正论》，专门扫荡了汉儒“五行灾异”之说，一定程度起到了破除迷信的功效。可见，胡渭是一个思想非常解放的读书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清道夫，扫除了千百年来在中国思想之路上的一些枯枝败叶。在那个时代，他敢于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显得有些另类，甚至不合时宜，一个有独立思考的读书人怎能适应科举考试的那一套程式？他只能做一辈子的秀才。

    康熙五十三年（1714），胡渭在德清家中寿终正寝，享年82岁。

    如今，一个现代化的地理信息小镇在胡渭的故乡德清拔地而起。 300年前，一个德清人潜心地理学研究，皓首穷经，著就传世名作；300年后，德清人勇于开拓地理信息产业，知难而上，托起新崛起的朝阳。这是德清人对“地理”的挚爱，也是冥冥中的文化传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