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家胡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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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锥指书影杨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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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古代的地理学家,人们对郦道元、徐霞客一定耳熟能详,前者的《水经注》文辞优美,流播广泛,后者以自己的脚步丈量美丽山水,日记所见汇成《徐霞客游记》,为难得的实证资料。但对胡渭,人们确乎知之甚少,甚至陌生到从未听闻。其实,胡渭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地理学家。
胡渭(1632—1714),字胐明,晚号东樵,浙江德清县人。他出生时还是明朝崇祯年间,但主要的生活时段在清朝。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科举的书香门第。曾祖父胡友信是明进士,做过广东顺德的县令,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朝学者江藩说他的文章能够“与归有光齐名”;他的父亲胡公角是明举人。一个降生在这样家庭的孩子,人生的理想自然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在胡渭12岁的时候,明朝灭亡,父亲也去世,死因没有记录,或许是像许多明末官员一样为崇祯皇帝殉难了。胡渭随同母亲避乱山间,虽颠沛流离,但时常一编在手,勤读诗书。 15岁时,他就考入县学,成为生员,也就是秀才。在县学,他是一个学习勤恳的孩子,“苦心钻研,寒暑不辍”。他多么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一步步向前,像父亲一样做一名举人,像曾祖父一样成一名进士,但他科举的命运实在不佳,考了多次,还是原地踏步,直到两鬓苍苍,依然秀才一个。所以,胡渭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他科举考试的最高水准。
与胡渭不同,他的侄儿胡会恩却是考神,在康熙十五年(1676)一举夺得榜眼,也即进士科考的第二名。大概是侄儿的推荐,胡渭先后到相国冯溥、徐乾学的家里当一名西席,即家庭教师。胡渭的科举前路由此出现了一缕曙光,康熙皇帝开博学鸿词科,为全国有声望的读书人开设科考直通车,相国冯溥就要推荐胡渭应诏,可不知何故,他坚决推辞。尽管他推辞,推荐书还是送出的,只是为避嫌,因为胡渭是相国儿子的老师,没有排在前面,等到朝廷公布入选人名单,没有他的大名,胡渭也感到非常吃惊。在胡渭看来,推辞或许是一种姿态,自己对做官并不在乎,但凭着自己的一肚子学问,乘上这趟直通车理应不成问题。但世事难料,胡渭竟失之交臂,他的好友毛奇龄等都荣登皇榜。从此,胡渭绝意科举,专心教书和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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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命运关闭了胡渭科举的一扇门,却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即学术之门。作为相国儿子家庭教师的胡渭,自然“无案牍之劳形”,教书之余广交文友,可以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和一时名流朱彝尊、毛奇龄、阎若琚、万斯同等过从甚密,他们切磋学问,赋诗唱和,胡渭的视野为之开阔,不再如一般的儒生。
而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撰工作,为胡渭铺就了通向地理学殿堂的路。相国徐乾学奉诏纂修《大清一统志》。康熙二十九年(1690),徐相国退休,朝廷继续把这一任务交给他,允许把工作带回故乡去做。于是,徐相国在苏州太湖洞庭山开书局,招人才,聘请了胡渭、顾祖禹、阎若琚等精通地理之学的学者,共同参与这一巨大的纂修工程。胡渭和这帮朋友一起编书,又身处风景旖旎的洞庭山,可谓身心俱佳。他自己回顾这段生活:“二三素心,晨夕群处,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者,受益弘多,不可胜道”。胡渭真是一个学问的有心人,凡是与《禹贡》有关的资料他必亲手摘录存档。杭世骏在《胡东樵先生墓志铭》中说到:先生“因得纵观天下郡国之书,凡与《禹贡》山川疆域相涉者,随手抄录,与经文比次,以郦道元《水经注》其下;郦注所阙,凡古今载籍之言,苟有当于《禹贡》,必备录之。”《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可谓我国“古今地理之祖”,最早提出了“九州”的地理区划,记述各地山川、湖泊、物产等方面的情况。在如此优越的环境和条件下,胡渭查阅历代地理文献,博采群书,荟萃众说,尤其重要的是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储存了许多《禹贡》的研究资料,为后来的“薄发”充分“厚积”。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康熙三十一年(1692)对于胡渭也算多事之年,先是徐乾学因事被免去纂修的职务,书局随之撤销,后有顾祖禹过世。两年后,徐乾学也谢世,一时好友四散。《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工作由徐乾学的弟弟徐秉义接手,地点重新回到京城。胡渭年事已高,只得落寞地回到德清故里,说是脚痛养病,实则养心。
在故乡的日子,胡渭的内心渐渐归复宁静,谢绝了一切人事应酬,埋头经籍。他翻阅从前所作关于《禹贡》的笔记,一种整理成书的冲动油然而生。他说自己“循环展玩,撮其机要,依经立解,章别句从,历三期而成,厘二十卷,名曰《禹贡锥指》”。大意就是经过反复研究,抓住要害,依照经籍解读《禹贡》,又按章句有条不紊地分门别类,胡渭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地理学著作。他取意《庄子·秋水》中“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谦逊地给自己的这部作品取名《禹贡锥指》,说自己只是一锥之指,一家之言。这一年,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胡渭65岁。
有了学术成就,自然希望得到学界政界的认可。胡渭借侄儿胡会恩京城为官之便,游学北京,把《禹贡锥指》呈献给礼部尚书李振裕、侍讲学士查昇等人,请求指正,不想被称为传世佳作,李尚书还为之作序。南归后,胡渭就把书稿付印出版。而后,康熙皇帝向大臣询问起当代有哪些学者的著作可流传后世,查学士就把胡渭的著作上呈给皇帝。皇帝御览之后称好,又问起作者情况,得知这个浙江老书生是礼部侍郎的叔叔。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春天,皇帝南巡,行宫设在苏州。胡渭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平成颂》,还是借助侄儿之力,托查学士之手呈献给皇帝。皇帝看了颂扬自己的文章,当然十分欣赏,高兴之余就嘉奖胡渭,御赐了御笔的扇子一把和“耆年笃学”的四字匾额。皇帝的这一举动并非完全心血来潮,是“为天下士子读书者劝”,是鼓励读书人,书中自有黄金屋呀。在那个“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皇家”的时代,胡渭获得了一个读书人最高的荣耀,由此声名大噪,天下读书人为之倾倒。
当然,胡渭做一回“歌德派”并不影响他学术成果的价值,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一个官至礼部侍郎的侄儿,胡渭的作品就不可能上达天听,从而得到皇帝嘉许,或许《禹贡锥指》就在民间默默无闻地自生自灭。在封建专制的年代,不要说朝中无人莫做官,朝中无人做学问也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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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渭作为一位历史人物,最大的贡献自然是完成了一部能够传之后世的地理学著作《禹贡锥指》。这是研究《禹贡》的集大成之作。
复旦大学邹逸麟教授长期研究《禹贡锥指》,他认为胡渭的这部作品在地理学发展史上至少有三点贡献。一是胡渭注释《禹贡》已经跳出了以往经学家文字考订的窠臼,能用地理学家的眼光来分析《禹贡》提出的各种地理现象,拓展了《禹贡》的地理学内涵。二是对《禹贡》作了更深层次的探索,不限于《禹贡》时代的历史地理面貌,还延伸到战国以后历代的兴衰变化,有助于人们对各种地理现象的认识。三是注重《禹贡》作为区域经济地理著作的研究,阐发了对历代地区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利弊得失的看法,有的可以算得上是真知灼见。他记述苎麻的产地,古代豫州是重要产地,而唐时上贡苎布的地方已经是荆州和扬州,作者感慨“此古今风土之变也”,也即从喜温作物苎麻产地的变迁看到了气候变化的信息。他对太湖流域围湖造田成风提出了批评,认为围田淤塞水道,引发江南地区的水灾,而人们围田的缘由是要对付日益增长的田赋,由此提出政府应改变做法,使“赋不失壤之规”,按照土地合理收税,这其实是胡渭另一种层面上为民请命,一个学者的科学思维和民本思想表露无遗。他研究黄河变迁史,“博考精思,久乃得之”,创立黄河“五大变迁”说,即五次重大的改道,此说沿用200多年,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有关论著加了清朝咸丰年间的一次决口改道成了“六大变迁”说,等等。
虽然胡渭是封建时代的一位士大夫,自然科学知识有限,也没有到野外实地考察,但他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只是汇集了大量地理学及地方文献,考订诠释了《禹贡》,而且擅于通古今之变,表达独特的观点,展现了一个学者的人文关怀。这是胡渭区别于一般经学家的地方。难怪清朝另一位大学问家俞樾要说:“自有胡氏之书,说《禹贡》者可以无作矣!”梁启超也说胡渭“开后来研究地理沿革的专门学问”。
当然,胡渭的学问不止于《禹贡锥指》,其《易图明辨》《洪范正论》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不容小觑。梁启超就非常推崇他的《易图明辨》,认为其“功不在禹下”。在胡渭的时代,宋及宋以后读书人宣讲的道家玄学很有市场,支配着中国思想界的力量,但这些玄而又玄的所谓学问把人搞得神昏眼乱,莫名其妙。但人家说这是伏羲、周文王传下来的宝贝,谁也不敢看轻它,看不懂只好认自己笨拙罢了。胡渭却用全副精力,追根溯源,专辨宋儒所传的“太极”“先天”“后天”等种种矫诬之说。他把这些道学的娘家和娘家的娘家都找出来,原来这是华山道士陈抟糊弄出来的把戏,原来这些玄乎的东西都是旁门左道,和《易经》了无关系。他所著《洪范正论》,专门扫荡了汉儒“五行灾异”之说,一定程度起到了破除迷信的功效。可见,胡渭是一个思想非常解放的读书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清道夫,扫除了千百年来在中国思想之路上的一些枯枝败叶。在那个时代,他敢于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显得有些另类,甚至不合时宜,一个有独立思考的读书人怎能适应科举考试的那一套程式?他只能做一辈子的秀才。
康熙五十三年(1714),胡渭在德清家中寿终正寝,享年82岁。
如今,一个现代化的地理信息小镇在胡渭的故乡德清拔地而起。 300年前,一个德清人潜心地理学研究,皓首穷经,著就传世名作;300年后,德清人勇于开拓地理信息产业,知难而上,托起新崛起的朝阳。这是德清人对“地理”的挚爱,也是冥冥中的文化传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