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与意大利的蚕桑之缘

意大利人观察学习中国蚕农的养蚕方法叶 平

    1859年，意大利探险家卡斯特拉尼先生为探寻中国优质的蚕种、研究中国养蚕业的历史与方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湖州东苕溪畔逗留数月，实地考察了湖州地区养蚕业，记录了许多珍贵而详实的文字与图片资料，形成了最早的意大利文版《中国养蚕法：在湖州的实践与观察》一书，将中国传统养蚕业的实践经验传到欧洲。该书是中意蚕桑文化交流的结晶。基于此，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意大利帕多瓦大学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近来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和英文，形成中、英双语的版本并予以发行。这是丝绸之路在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是一直被尘封尚未被世人所知的一段历史，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意大利人考察地的考证

    根据日记记载：“意大利人暂居的地方是位于绵延群山末端的一座小山上的一个简陋寺庙。在山顶环顾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向西是湖州城，城里有一座尖耸似鸟喙的塔”。从文中所述，可以推断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是湖州城的东边，而湖城东边的山，有毗山、西山、升山。

    日记记载： 7名意大利人中，有一位摄影家，名叫贾科莫·卡内瓦，他是意大利早期的著名摄影家之一。日记中精选了22张他来中国所拍摄的照片，这也是这些照片第一次在中国出版。其中，有几张是探险队所在寺庙周边所拍摄，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记载。在照片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是很高但是连绵的山体，牌坊、古桥、河流、古庙等等。

    笔者根据书中所刊发的珍贵照片和文字说明，拜访了湖州佛教学会慈满会长，据他对湖州寺庙的研究，可以推断出，此地基本上是在西山。笔者又拜访了对曾经居住在西山附近的村民、老人和学者，从古桥、牌坊等标志性建筑，都说，这就是西山。

    据史料记载，西山是西余山的简称，系天目山山脉向东延伸段之余脉，故称西余山。西余山自古以来有东海之滨第一高峰之称，有“九里西山十里漾、三潭九井十三庙”之美誉。它东西走向，长1000多米，宽500多米，山顶有四个山峰，主峰海拔91.6米。山体常年苍松翠柏，山花烂漫，泉水叮当，鸟语花香。山体四周被西山漾、塔荡漾、草荡漾、三角漾和百合港怀抱在碧波荡漾的水系当中，犹似天然大盆景。西余山自古以来就是佛教圣地之一，整个山体犹如仰卧在水面上的一尊大卧佛。故此，西余山是一个具有浓厚江南水乡特色的集山、水、湖、田及佛教、道教为一体的旅游圣地。它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

    西余山山体植被非常丰富，常绿为主，混生落叶，四季季相变化明显，可谓“春时山花烂漫，生机盎然；夏日山林碧绿，青翠人怡；深秋山果硕硕，红叶满岗；寒冬披素挂银，雪海茫茫”，景色蔚为壮观。山顶更是登高望远之佳处，日出云海，太湖白帆……尽收眼底。据考证：早在二千多年前，西余山就有“酎金失国”的掌故，众多名人学者隐居于此，众多达官贵人的灵柩安葬此地，留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和民间传说。如：在西余山的顶部、南坡、东侧曾有气势雄伟的将军坟、赛皇坟、尚书墓；在西峰上曾建有烽火台，相传是古时传递军事信息情报之建筑，经千百年的风吹雨林，这些古迹现已面目全非。

    吴兴以东，山水清远、湖漾密布，西山乃历史上文人墨客留恋之地，西山漾不仅是南太湖塘浦浦圩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具有环太湖旅游城市中独特的湿地景观旅游资源，也难怪宋朝周密在其名著《吴兴园林记》中有这样的赞誉：“天下山水之美，而吴兴特为第一，诚非过也。”集生态自然、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等各种优势于一体，以西山和西山漾为核心的西山漾生态景区由此应运而生，成就了吴兴东部新区华彩无限、不可多得的一大自然生态景观。今日的西山，已经是浙江特色小镇—丝绸小镇的所在地。这一段150年前的蚕桑之缘，为丝绸小镇建设又添上了厚厚的一笔。

意大利人来吴兴考察的艰难之旅

    赵丰，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他在为《中国养蚕法：在湖州的实践与观察》所作的序中说道，“我们没有想到的是，1859年春，居然还有几位意大利人曾经来到湖州，其中有养蚕专业的商人卡斯特拉尼，还有欧洲著名摄影师卡内瓦，他们记载的湖州当年的丝绸故事，成为湖州丝绸的极好见证，也成为中国蚕桑丝绸的珍贵资料。 ”

    或许，这也是吴兴人第一次，和意大利人之间的蚕桑文化交流，一次美丽之缘。

    日记记载，在当时，清朝政府允许欧洲人进入的各个中国口岸，但要深入腹地（是指口岸以外的地方），是无法实现的，当欧洲人偶尔想冒险岛内地短途旅行，无一幸免会被抓捕，押送回领事馆。卡斯特拉尼先生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我的居留是一个法律上的例外，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件，直到清帝国的法律改变之前，从来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

    比萨大学历史系对1859年期间的中国探险作了深入研究，19世纪中期意大利的丝绸产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是法国丝绸产量的三倍之多。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生丝都是意大利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当时，家蚕微粒子病已肆虐多年，重创了地中海沿岸的养蚕业，致使意大利在地中海盆地丝绸生产的霸主地位一去不返。对抗蚕病的唯一出路，就是前往还未传染到微粒子病的养蚕地区购买健康蚕种带回意大利培育。

    探险队最初定于1858年春成立，除了解决资金问题，更面临着严峻的官僚及政治阻碍。因为，在中国，此时正逢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1856-1858）战事落幕，要获得中国当局关于探险队入关、滞留和自由行动的授权与支持，更是复杂难办。 1858年7—9月间，探险队利用各种资源游走于英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基本奠定了政治与外交基础。

    1859年1月11日，探险队搭乘“加尔各答”号汽轮从里雅斯特起航，前往加尔各答。而后兵分两路，卡斯特拉尼与他的助手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于3月9日到达。同时，他们尽快联系了远在加尔各答的佛莱斯特，要求他尽快抵达上海。 4月14日，借助法国领事给与的不可或缺的授权，卡斯特拉尼出发，途径杭州，前往湖州。卡斯特拉尼先生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克服了清帝国法律所造成的重重障碍之后， 4月16日，我和我的同伴们终于在一座寺庙中居住下来。在那里，我用了50天的时间，观察当地人如何养蚕以及在养蚕过程中用到的技术。”

    日记记载，法国领事DeMontigny先生对此次湖州探险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穿戴着代表他官衔的服饰亲自陪卡斯特拉尼到湖州。为了避免引起任何怀疑，他在寻找蚕种的过程中尽量行事低调，以学习令所有欧洲人钦佩的古老的中国养蚕知识和技术为理由，因此得到了上海道台和湖州知府的批准，也使卡斯特拉尼成为第一个法律下的例外。

吴兴人与意大利人的蚕桑之缘

    一方是新兴的意大利近代蚕桑专家，另一方是有着几千年传统蚕桑文化的中国农民。归咎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这场科学实验最终沉寂于历史深处，渐渐为人们所淡忘。而这本书，为我们揭示了尘封已久的往事，也为我们传承数百年前湖州的桑蚕技术提供了教科书般的详实内容。更重要的是，新书出版将是中意丝路文化交流的新站点。

    这是一次中意之间的科学文化交流。社会形态及价值、文化的差异，使得这本书与一般农书不同，我们从外国人的视角看到他们眼中的中西科学文化差异。比如，用蚕筷轻柔地捡夹刚孵化的蚕，卡斯特拉尼就表示不太乐观，“如果一个欧洲人想模仿中国人的这种方式，我肯定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在东学西渐上，他有着十足的信心，中国养蚕法累积了悠久的历史经验，必将会得到欧洲人的主动学习。“毕竟，我的目的是要观察中国人的做法，但就算到最后真的什么新的或重要的方法都没发现（虽然在我看来这不带可能），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结果。”

    卡斯特拉尼在西山上的寺庙建立了一个养蚕实验室，他通过上海市长要了一名养蚕专家，还雇佣了3名当地蚕农。他主要进行三项养蚕实验：一项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手法饲养，一项除了传统手法之外加入使用炉子进行人工加热技术，一项完全采用意大利养蚕法。每日的精确操作和手写纪录将这三项实验做出全面的科学对比。同时，经常拜访山下平原的蚕农，将两国的养蚕过程进行对比研究。日记中关于养蚕的详细记载，更印证了卡斯特拉尼和他的团队的专业和敬业精神。

    正如赵丰馆长所言，这是对湖州传统养蚕技术和风俗的极佳史料，这也是对于作为丝绸之乡的湖州的真实图像纪录，更是对于近代史上中西丝绸蚕桑文化交流的一段极佳回忆。

    这是一次中意之间的情感互动交流。当卡斯特拉尼初到寺庙的消息散播开来后，迅速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好奇心，每天都有一些当地群众去看他们，正如日记所记载的，“我们像是被展示给当地民众的新奇的动物，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满足好奇心的狂欢”。而后几个月的走访、研究中，渐渐和当地民众融洽相处。在蚕茧丰收的时候，日记这样记载到，“养蚕结束所获得的巨大的丰收，使整个家庭无比兴奋，我也不再是以前那个白皮肤的恶魔，而是一位受欢迎的贵客，被邀请参加庆祝活动。”在他定期走访一家养蚕农户时，日记这样记载到，“当我请他向我展示他们是如何快速地准备稻草蔟时，他眨眼间做好一个，并笑着以惊人的幽默将它放在我的头顶上。我假装对此并不生气。”

    几名远道而来的意大利人，在吴兴这座西山寺庙里，一待就是数月，虽然最后的结果没有达到最初出行目标，但是成就了这一段奇幻无比的旅程，更成为吴兴人民和意大利人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卡斯特拉尼在日记中多次说到中国人民的厚道、淳朴，“持之以恒、准确判断、无比耐心一直都是中国人崇高的美德，但我肯定我们的蚕农是不能胜任这项任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