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华

　　人与人之间，冥冥中总有一种缘份。这种有时候比血还要浓的缘份，最终让我和我的父亲母亲成为化不开、散不了的一家人。

    我那从未谋面的英雄父亲李泉生， 1899年生于吴兴县长超乡一个贫农家庭，青年时代在家乡任教，并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 1927年，正值血雨腥风的恐怖年代，父亲却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一度负责中共吴兴县委的领导工作。 1929年被捕，在狱中近五年，始终坚贞不屈。 1934年获释后，为筹建革命武装力量，积极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在家乡长超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与日寇进行英勇顽强的抗日游击战争，取得过多次战绩，广为称颂。

    1942年，父母经人介绍后结为连理。双方虽按旧式婚姻走到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不过三年，但感情甚笃。两人曾育有一子，却因难产而胎死腹中。我原是母亲妹妹的女儿，恰与早夭的男婴同岁，母亲一直有过继之意。 1949年3月，父亲在山东益寿县病逝，母亲遂痛下决心。小学毕业时，我正式改为李姓，成为李泉生的养女。由于对父亲的过去知之甚少，常常拉着母亲的衣角问些父亲的事。尽管年纪尚小，仍能感觉到母亲每次提起父亲时眼神里的温柔。

    母亲本名史新宝，识字不多，却很识大体。在苦难岁月里，她跟随着父亲进行革命活动，为父亲保存革命文件和资料，生活非常艰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又继承了父亲的遗业，创建了泉生烈士学校，脚踏实地、兢兢业业。“文革”中，她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迫害。造反派不顾她年老体衰，对她拳打脚踢、鞭抽跪罚。但我没见她掉过一滴泪，内心里没有动摇过一次。对父亲的爱，成了她一生的精神支柱。从普通的家庭妇女，到小学教员，再到学校校长，母亲凭着自己的韧劲，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泉生学校” 1950年遂中共华东局的指示，为纪念父亲而命名的一所烈士学校。 1958年，泉生初级中学建造时，正值最困难的时期。为了保证学校能如期保质保量完工，母亲竟搬到工地上。几个月里吃在工地，睡在工地。母亲常常告诉我，学校的事才是大事，做不好一辈子愧对后人。之后，学校每逢修缮维护，母亲总是冲在最前面四处奔波张罗。作风之干练、吃苦之精神，虽男士亦远不能及。有一年，学校在荻港开教师大会，二楼宿舍的窗户坏了。第二天一早，母亲无意间听老师们讲起夜里睡得很冷，她便找来工具前去修补，怎料一脚踩在被虫蛀空的楼板上，从二楼摔了下来，断了九根肋骨和一根肩胛骨。在养病的几个月里，母亲没喊一声痛，倒是常常提及校中事务，心中很是焦急。

    学校经费紧张，教育局组织开会，母亲大多步行前往，把交通费一分一毛地节省下来。当时，我外婆尚在，母亲帮着妹妹抚养八九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望着家里一群半大的孩子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母亲背着我们数度落泪。但只要家里能煮上白米饭、豌豆饭，母亲一定用一口铝锅盛得满满的，趁热送到学校分给年轻教师吃。母亲说，家里的老人孩子不能挨饿，学校里的年轻教师工作量大、消耗多，一样不能挨饿。上世纪90年代初，一位名叫沈锋年的退休教师费尽周折，从故友旧交那里打听到我，并专程从嘉兴跑来看望我这个史校长唯一的后人。说几十年过去了，这辈子吃得最香的还是史校长煮的豌豆饭。没想到母亲这一碗热腾腾米饭的余温，竟能温暖人这么多年。

    母亲这一辈子没有留下自己的血脉，但将我和胞妹所生的其余子女视如己出。多年来，她并不因为我是养女，而另有看待。高中毕业后，按当时的条件我完全可以直接进入条件较好的泉生小学任教，但母亲执意让我去村小接受锻炼。对弟妹们的安排，母亲也一样坚持原则。

    1978年冬至1979年春，母亲身患绝症，在上海治病。做手术前后，她最关心的是学校的事；当她卧床不起时，最关心的还是学校的事；就是临终前的几分钟，只能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讲话时，她最关心的、想要讲的最后几句话，还是有关学校的事！“学校——围墙——要打好，校办厂——要办好。”当她知道县、区、局领导和公社党委领导会对她的遗愿认真加以研究和采纳后，没几分钟，就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子欲养而亲不在。人生的悲哀大致如此。 7月1日是党的生日。我的父亲 1927年、 1948年两次入党，1958年——泉生中学成立的那年我的母亲也光荣入党。在父亲母亲的影响下，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以及下一代都先后光荣入党。退休后，我翻阅了大量的史料，重温父亲生前的领导、战友杜大公、郎玉麟、吴晓土、吴林枫、蔡守忠等人与父亲母亲的通信，对父亲短暂而坎坷的一生、他的性格品德有了大致的了解。而坚强的母亲，离开我们已经38年，但她举手投足间的英气，对待亲人子孙的慈爱，提及父亲时的温柔，一笑一怒时的神情……始终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恍若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