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些年_乡愁太湖_专题

　　一眨眼，父亲沈阿鼎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个年头了。

    作为湖州地区农村、农民的一个代表，他80多年的人生经历，有过悲欢离合，有过饥寒交迫，有过战天斗地，有过起起落落，但始终不变的是他那颗勤劳善良的心，一种勇于实践、敢于担当的精神。

    父亲是一名弃婴，直到去世都不知道生身父母是何人。由于家境贫寒，养父去世得早，母子俩的生活贫困又清苦。日军入侵中国，烧毁了他们赖以居住的房子，故在居无定所、缺衣少食的环境下长大。1949年家乡解放后，年近而立之年的父亲积极投入到农业合作社运动中去。他响应党的号召，组织家乡的父老乡亲建起生产合作社，带领大家战天灾，夺丰收。所在的合作社被评为先进生产合作社，被树为农业先进典型，他本人也受到了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双林区三田漾村最早入党的农村青年之一，也因此走上了长达30多年的农村基层领导岗位。

    农村基层领导岗位上，父亲始终是一个充满热情、工作起来忘我无私的人。只要他认准的事，就会义无反顾坚持到底，哪怕一时不被看好。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带头办农业合作社；六七十年代，走集体化道路，探索粮食增产经验。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初，本已在吴兴县农办担任领导职务，已年近六旬的他，却毅然决然向领导请缨，主动要求回老家苕南公社任职。

    回到苕南公社担任党委书记，正是全国各地，尤其是以安徽小岗村为代表的广大贫困地区实行农业生产大包干的关键时期。农业生产责任制在那些相对贫困地区已被证实是成功的，但在相对发达、富裕地区，还没有经验可以借鉴。那么相对发达、富裕地区要不要搞农业生产责任制呢？这是当时家父脑子里考虑得最多的问题。

    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调查研究，倾听广大父老乡亲的意见。三田漾大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这里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一草一木他都再熟悉不过了。那段日子我见他白天黑夜都在和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探讨。他们一致认为：“论经济条件，我们这里肯定比贫困地区好，即使不搞责任制，照样比那些地方强，但我们现有的集体经营模式同样存在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弊端，最常见的是集体生产‘大呼隆’，导致少数人出工不出力，缺少主观能动性，干好干坏一个样等，直接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要解决这些弊端，在当时的条件下，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较理想的经营模式。但真要实行起来却阻力不少，风险也不小。父亲决定先在三田漾大队搞试点，摸索经验。据他生前所讲，当时在公社的领导班子里关于试点这个事意见就不怎么统一。好在当时三田漾大队的支书张永富及班子成员比较统一，还有他的几个当时已调任上级部门任职的慎梅庆、方新泉等同志对他表示理解和支持，更主要的是广大父老乡亲的支持，有这些做后盾，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三田漾大队率先践行了。

    试点是搞起来了，但能不能成功，当时大家心里都吃不准。三田漾大队当时已经是省地县的农业先进单位，是远近闻名的大村、富村，全大队有24个生产队，近4000人，农业亩产超吨粮，蚕种张产35公斤左右，全大队有种植场、养殖场4个，电灌站10座、各种农业机械120多台，集体公共积累120余万元。所以上下左右都有人表示疑问，甚至有些人说：“沈阿鼎走集体化道路，他最积极，现在又带头走资本主义，他到底要干什么？ ”有的上级领导也明里暗里指责家父说：“我们湖州地区的农业形势被沈阿鼎搞坏了！ ”从这些方面可以想像父亲当时的压力是多么大。

    事实胜于雄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最终以成功告捷，也证明：这种模式不仅适合贫困和不发达地区，同样在经济相对发达和富裕的地区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认可和支持，也最终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和重视。在他最困惑的时候，时任省委书记铁瑛两次到苕南公社调研，在地头田间、农民家里听反映，鼓励他大胆实践，摸索经验。地委书记张学义在进京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前夕，特地到苕南公社与他促膝长谈，倾听意见建议。当时的湖州市市长百友也在一次大会上表扬和鼓励他，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号召在全市推广。

    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我们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时，也不能忘记那些像家父一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之付出贡献的老辈人，继承他们的遗志，把国家建设得更好、更强是对他们最好的慰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