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机伴吟乡居时_乡愁太湖_专题

　　过年了，上了年纪的人总容易怀念过去的年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从城市到乡村，每家第户都在“穷”，文娱生活就相对而少，幸好那时我家守有一台唱机。

    到了1964年，日子有了明显好转，书生意气的父亲“文艺”之心开始解冻，专门去了趟杭州，将发条修好，随即买了几张唱片，就回到自己的小山村了。

    我家住房为二层楼，对着路，且有宽大而敞亮的屋檐。父亲戏瘾上来时，就将唱机搬到檐屋，面对着进进出出的乡邻，放飞久蓄于心的蒲公英。

    那时，我们这个二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只有两台唱机，一台是浩奎哥家的，另一台就是我家的了。浩奎哥因住在深宅大院，即便唱机亮嗓了，声音也翻不过墙院，每每是孤芳自赏，一般的人无以聆听；而我家的唱机，不但声音听得到，大伙还看得到，故而父亲一摆开场面，男男女女就聚拢来了。有喜欢越剧的，就放《梁山伯与祝英台》《三盖衣》《庵堂认母》等等；有喜欢京剧的，就放《贵妃醉酒》《定军山》。叶万苗老爹喜欢听锡剧和沪剧，那就投其所好，放《珍珠塔》《罗汉钱》，阿木伯另有所爱，喜听绍兴大板，那就将《打太庙》奉上……

    下半年，农事闲一些，我们的“唱事”活动就开展得频繁一些。特别是逢年过节，在有阳光的日子里，按人来的早晚“点戏”，将各人所钟情的剧目放个痛快淋漓；碰到雨雪天，我们就用一只破锅，抱来一堆干柴，将火烧得旺旺的，让大伙在沉重的生活负荷中，温暖一下身体，愉悦一下心灵。

    就是那么几张老唱片，没过多少日子，人们就听腻了。于是我们就想办法，与浩奎哥家商量，交换唱片，这一来，“库藏”就翻了一番。比如王文娟、徐玉兰的《红楼梦》，金采凤、陈少春的《碧玉簪》，尹桂芳的《何文秀哭牌算命》，吕瑞英的《打金枝》……让许多人痴迷，许多人击节叫绝。

    在那个时段，我爸和我妈还相继去了一趟杭州，买来了越剧《西厢记》《盘夫》和名曲《步步高》《彩云追月》，还有喜洋洋闹腾腾的《开场锣鼓》。这些唱片一放，整个小山村都沸腾了，就像文艺的春天就在眼前。

    那时，我只有十几岁，唱片中的故事情节还弄不太明白，但在潜移默化中却渐渐地爱上了戏曲。越剧中的十大流派我都爱听，尤其是袁雪芬、王文娟、徐玉兰、金采凤的唱腔，在越剧《西厢记》《红楼梦》《盘夫索夫》中都占据着很大的份额，浑厚，清新，甜美，赏心悦目，既高雅又接地气，是对农村文化素养的一种有效提振。

    先时，我只当一个观众，唱机一般由父亲一个人操纵。待我慢慢懂得一些事理以后，我或者充当二传手，或者直接接替父亲的活计，为村人服务。唱机哼唧一段时间后，声音听起来就如“驮”着舌头，让人顿生鸡皮疙瘩。那是发条松了的缘故，就得摇紧。在摇发条时，手要轻，心要细，不可太过用力，假如用力太猛，发条就会断掉，发条断了，附近没地方可修，只得到百里路外的杭城才可以解除燃眉之急。唱机开得多了，唱针也特别容易磨损，此时，可以旋半个身，或者四分之一个圈，这样既省材料，又不影响听觉。一张唱片，两面可放，每一面一般有87转，大概五六分钟的样子。我可以边工作边欣赏，与大家一同欢乐。

    谁成想，“文革”来了，我家的近百张唱片悉数被缴被烧，泪流满面的父亲十分无奈。而那台唱机倒还好，不曾被没收，但发条却被父亲在一气之下摇断了。

    等了整整十年，文艺的春风重新吹到了山里。此时的父亲已经上了年纪，但文化情节依然没有半点衰退。他又去捣鼓那只唱机，想重新找回以前的梦境。我知道他的想法，主动掮着那台断了发条的唱机，跑了一趟杭州将其修好。但要命的是，当时刚处于拨乱反正阶段，那些老唱片一时还未能供货，在希望变成了无望时，我只能无果而返。谁也没有想到，我的小姐夫得知我家的老唱机修好后，闻讯而至，来到我家后，悄悄地拿出一个物件，里三层外三层地包着，待打开时，我与父亲眼前一亮：是一叠唱片，而且是《西厢记》！这不是十年前已上交了的吗，怎么原封不动地还在？我们把目光移向小姐夫。他说，当年他代父亲去交这批唱片时，甚是心痛，就不怕担风险，偷偷地将其中的十二张《西厢记》留了下来，现在改革开放了，应该完璧归赵。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小姐夫轻轻地说，小声点，大家小声点，得保点密。我们不敢在外间的檐屋里放，改到楼上的小房，一家子就着微弱的灯光，从“惊艳”开始，到“酬韵”“寺警”“赖婚”“琴心”“赖简”“传书”“闹简”“寄方”，再到“拷红”“长亭”，十二张唱片一张不漏地全部放完，回头一看天，夜幕早已降临了。

    接下去的那些日子，我总是有空无空地搬弄那些唱片，直到每一个唱段都背得滚瓜烂熟。再后来，看看形势不会有变，索性正大光明地将唱机搬到檐屋下，让整个村的人都来重温被耽搁了十年的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