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学丨“八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路径

常凌翀  沈加陆

乡村文化建设作为提质农村农民生活的重要软性支撑，不仅承载着乡村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同时也成为村民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的源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当下，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面临农村空心化、城乡文化差异、乡村共同体意识逐渐消解等困境，而多元因素造成的复杂局面无法只依赖于国家的单方面“文化喂养”，而是通过多方主体能够共同参与的交互公共空间来建构乡村内生的文化自觉性和共同体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具体方向，即以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构建起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2024年作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性节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等相关文件都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具体路径提供了明确指引，其中多次强调了打造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重要性。

浙江省早在2013年就把建立农村文化礼堂作为打造乡村文化根据地的重要举措，在十年时间里，浙江省已建立20511家农村文化礼堂，实现了500人以上的行政村全覆盖。其中湖州市以“有文化礼堂、有展览展示、有文体团队、有文化走亲、有礼仪传习、有素质培训、有村规民约、有长效机制”的“八有”标准打造了农村文化礼堂903家，创建五星级文化礼堂117家，走在了浙江省打造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前列。浙江省的农村文化礼堂以“一核多点”的布局和“一堂多用”的效能为基座构建了全域性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其不仅是具备优质文化服务的精神文化地标，更为所在县域内乡村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长效驱动。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广大农村地区已经逐步迈向更为良好的治理样貌与生存状态，这得益于国家近年来对于“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脱贫攻坚工作的完成，以新农村和新农人为代表的全新乡村生活也让乡村居民的需求层次在向着更高层次的多样化需求适时转变。应当清醒看到，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普遍存在着以下现实困境：一是产业集聚效应，文化人才结构性匮乏，二是三产结构窠臼，产业变动灵活性不足，三是差序格局消解，文化主体参与性有限，四是文化工业侵入，传统文化留存性式微。因此，要打破当前文化建设困局，对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再造和重塑势在必行，以此改变部分乡村地区物质文明水平提升但精神供给滞后的现实困境，保障农村居民物质生产条件的基础上持续满足精神文化需求，并形成良性的县域内循环。

一是以农为根，招募文化特派员。2022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提出探索实施“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2024年浙江省首创的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旨在根据各乡村独特的本土文化风貌、自然资源禀赋及现有产业格局，通过全国范围内的严格筛选与评估，汇聚一批能够契合并推动乡村综合发展需求的多元化高素质人才。该制度严格遵循“双向选择”的学术性与实践性并重原则，即一方面确保选派的特派员具备与特定乡村发展相匹配的专业技能与知识背景，另一方面也尊重乡村自身的需求与期望，让其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陪伴者而非介入者，实现人才与乡村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与相互选择。衢州市孟姜村作为首批文化特派员，在驻村期间完成了衢江西周土墩墓群考古的专业工作同时，也在当地适地化开展了考古知识和古代文化的宣传教育工作。文化特派员致力于保护并传承农村的文化遗产，通过公共空间的营造展现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激发乡村文化的创新活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

二是以需为要，有机融合各产业。浙江省文化礼堂从产业需求的变动和长期发展的稳定性出发开展公共文化空间的打造，在保障原有产业产能稳定不受影响或能有效提升的前置考量下，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角度去解决乡村的产业问题，采取“稳中求进”而非“简单退出”的改革思路，着力打造“有长效机制”的“八有”文化礼堂。比起推倒重来的发展思路，该思路以公共文化空间的使用需求为主要考量标准，更加注重乡村的活态性发展，有效激活了传统文化并进行合理创新改革，以防止短板效应使得总体生产力降低。如湖州市长兴县李家巷镇石泉村的文化礼堂在展出第一、第二产业生产的农副产品和其他文化产品的同时，积极开展文化旅游和网络带货的第三产业创收，以文化礼堂这一公共文化空间为主要载体全面开展各类产业融合实践，为村里每年吸引游客2万多人次、增收25万余元，实现了“以堂养堂、以堂兴堂”的长效内驱模式。

三是以人为本，吸引趣缘群体。公共文化空间的主要功能是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活动，因此重构公共文化空间时应充分考虑到人的主体性而不仅仅是作为政府工作考核的数字指标，拒绝流水线式的文化生产和模板化的文化复制也能保证资源配置的最大化利用，挖掘并激发乡村文化的内涵与魅力。以人为本的实践逻辑在于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和参与形式，在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推动乡村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创新，只有更多的实践主体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才能实现文脉延续。以平台思维的视角考量出发，浙江省以各种传统文化节日和文化礼堂所在地区的特色文化为底色结合居民兴趣，开展一系列创新性文化活动。文化礼堂以一些重大节日为时间节点开展特色文化活动，如在浙江省全省范围内开展的“我们的村晚”，将文化事件与活动紧密相连，在此基础上引入赞助和商业合作的模式，实现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丰收。

近年来，浙江通过在全省多数行政村内建造农村文化礼堂，在乡村构建了全域性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扎实推进“八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形塑，让党和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与文化产品的本质内涵相结合，不是从外部“轻取文化”，而是善用农民百姓喜闻乐见、带有强烈本土气息的内生农村文化来“重塑文化”，该模式核心要义在于打造具有长效机制的公共文化空间，实现乡村文化的内生发展。

通过文化振兴来提升农民素养、打造精神家园、繁荣乡村文化、促进乡村和谐，使乡村各类文化设施和要素资源进一步整合，农民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农民幸福感进一步增强，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浙江省通过“八有”文化礼堂打造公共文化活动圈，使多元文化主体以政府牵头、居民探索和人才引入的整体性平台架构实现了乡村公共文化的“慢养滴灌”，在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促进文化互嵌与重构和重塑乡村社会秩序与规范中发挥了显著作用，重构传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为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提供了成功的浙江经验。

（作者分别系湖州师范学院中国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人文学院教授；湖州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