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5月19日，我们在人民日报上见到您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是“永远追寻红军长征精神”。自那以来，您先后接受了60多家媒体采访。今天我想提一些人们对于长征还不太熟知或还有疑惑的问题，不知可以吗？

罗开富：当然可以，见到家乡同行，分外亲切。

记者：关于红军为什么要长征，人们越来越清楚了，是因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结果。那么，红军长征事先是有准备的，还是没有准备？

罗开富：徒步长征路前，我也有疑问。 30多年来，不少人也还在问。从我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长征是有所准备、仓促进行的战略转移。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了将近一年又一个月。虽然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人民群众大力支援，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连续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这次反“围剿”失败了。

记者：您说长征是有所准备的，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罗开富：是红军长征前4个月，广昌保卫战失利后。

记者：每当讲长征，都会讲到广昌战役，您能简要地说个来龙去脉吗？

罗开富：红军第5次反“围剿”是从1933年9月25日开始的。这次“围剿”，敌人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逐步压缩革命根据地。而博古采用了李德的冒险进攻敌人，企图将敌歼灭于中央苏区之外，进行阵地战和“堡垒对堡垒”的策略。结果是既没有取得战术上的胜利，更没有在战略上打破敌人的进攻计划。广昌保卫战失败就是这种错误的指挥造成的。

广昌是中央苏区北大门，此门一破，就无险可守了。 1934年4月10日，敌人用11个师进攻广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单纯保卫广昌出发，不顾部队半年来反“围剿”连续作战、伤亡很大急需休整的实际，集中九个师的兵力，企图在广昌地区同敌人决战，并且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了保卫中国革命而战”。结果，红军进行了顽强抗击和反击，但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至4月27日，历时18天，红军被迫撤出广昌地区。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红军也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次战斗，红军伤亡5500多人，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

记者：那么是不是广昌战役后就开始准备转移了？

罗开富：是的。从1933年9月25日到广昌战役失利，已反击了7个多月。由于错误的领导和错误的指挥，红军既没有取得战术上的胜利，更没有在战略上打破敌人的进攻计划，反而使自己遭到重大损失，节节败退，中央根据地陷于重围之中。这个紧要关头，中共中央自然要考虑突出重围的问题。

记者：党中央当时具体做了哪些准备呢？

罗开富：首先是组织上准备。 1985年1月，我徒步长征路到达遵义。李德的翻译、老红军伍修权告诉我： 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三人团”既是军事上的决策中心，也是因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即，需要一个精干的班子秘密筹备、领导转移工作。伍老的回忆录里也谈到了这件事。

记者：这段历史有留下的资料或文件吗？

罗开富：至今未找到，但有史料佐证。后来博古、李德和张闻天在讲话或回忆文章中，都明确提到过“三人团”及组成的必要性。

其次是舆论上的准备。广昌战役结束一个多月后，虽然红军还在反击敌人，但党中央已经在为战略转移做思想动员了。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首先赞扬了反“围剿”取得的胜利，批判了党的路线就是进攻路线的错误认识，最后阐述了主题：“放弃或转移是一种策略，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原始社会主义的不同，就在于他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束缚运动，他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

记者：长征开始时称转移，出处就是这篇文章提出来的？

罗开富：很对。第三，是转移前的物资准备，有史可查的。 1934年夏末，中央发布了《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的决定》。 9月，红军总部一局的汇总资料表明：已准备好：枪支33244支（挺），子弹1732130发，迫击炮38门，炮弹2473发 ， 冬 衣83000件 ， 盐 巴34862斤，各类药品177担。第四，是大规模 “扩红”。 1934年7月，长征结束后成为张闻天妻子的刘英被任命为“扩红”突击队长，副队长为张振芳。党中央规定了3个月内的“扩红”任务。当时整个中央苏区总人口约为300万，此前， 17万青年已参加了红军。为了转移，大量的新兵组成了新的红军部队。以肖华为政委的“少年共产国际师”，官兵平均年龄18岁；以周昆为军团长的第8军团， 10922名战士几乎都是来自苏区的新兵。

记者：那我军转移时，敌人难道不知道？

罗开富：敌人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当时蒋介石偕宋美龄正在西北游山玩水呢！这是有文字证据的。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部队等1934年10月10日撤离瑞金， 13日到达于都，同先后到达的部队集结在河畔。这几天，蒋介石在干 什 么 呢 ？1934年 10月14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头版 有 报道 ：“蒋委员长 日 前由汉经洛于12日莅陕，以绥署新城大楼为行辕。……13日晨微雨，上午10时15分，蒋委员长偕夫人宋美龄，由杨虎城夫妇陪同乘汽车赴碑林游览……”第二天，一封来自江西的电报说：“最近红军调动频繁，有向西南移动的模样。”蒋介石雨中漫步的兴致一扫而光。 15日就惊恐地飞到南昌，匆忙中在于都河西南的古陂、安远设置了第一道封锁线，很快就被我军突破了。后来红军过了道县的潇水，敌人摸清了我军西去的动向，就有准备了，在湘江设置了第4道封锁线。这道封锁线虽然最终被突破了，但红军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记者：您重走长征路，报道了很多战役，刚才讲到的突破湘江的战斗是不是最惨烈的？

罗开富：是的。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小的战斗天天有，大的战斗也不少。中央红军大的战斗有35天。刚徒步走长征路时，偶尔在一些书上看到湘江之战，所以也没有特别留意。

到现场一走，把当地收集的资料一看，再访问了几位当年参与战斗因伤留在当地的老红军，心情沉重、热血沸腾，心里一下蹦出了6个字。

记者：哪6个字？

罗开富：惊天地、泣鬼神！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6日夜晚踏上征程后，只两个月，就连续冲破敌人3道封锁线。蒋介石急红了眼，把30多万正规军和10多万地方保安军调到广西的湘江岸边阻截。我在全州党史办看到了1934年12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的两封电报，进一步明白了什么叫理想，什么叫信念，五星红旗是用多少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

记者：能讲一下电报内容吗？

罗开富：一封是1934年凌晨1点半，中革军委朱德主席以十万火急下达命令：“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

第二封电报是凌晨3点半，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以万万火急向红1、3军团联合发出指令：“1日（即天亮后）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 8万多从江西边走边战的英勇的红军战士，不顾一切牺牲，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和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了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和机关于1934年12月1日中午渡过了湘江。各军团完成了中革军委规定的任务后，已有约3万红军指战员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活着的包括受伤的红军仍交替掩护，边打边撤。而这时敌人蜂拥般向江边夹击过来。

红军34师弹尽粮绝，最后没有一个人投降，师政委李翠林和全师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陈树湘师长率领近200人，拼力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但是敌人不断追杀，陈师长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敌人争相邀功，把陈师长送到长沙途中，陈师长自己用手绞断了受伤流出体外的肠子，英勇殉难，实现了他决不当俘虏的誓言！其余指战员，在湘南的道州、宁远、江华、蓝山等地与敌日夜周旋、英勇斗争近半年，也都壮烈牺牲。至此，中华儿女应当永远铭记的光荣的红军34师全军覆没。

在我告别湘江的时刻，近60岁、六个日夜陪同我，为我查阅资料的全州县党史办主任刘心潜没有和我握手。他走到江边弯腰捧起一捧湘江里的水，望着手指间汩汩漏去的水滴，像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后代的日子会一天比一天过得好，可我们不能忘了红军血染湘江，谁要是忘了，那真是背叛啊。”

记者：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红军作出的牺牲真是太大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罗开富：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因为我们没有忘记，所以我们的各项事业欣欣向荣。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中央苏区父老乡亲为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江西瑞金，是共和国摇篮。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谢氏宗祠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正式成立。毛泽东当选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党史专家以“上海建党，开天辟地；南昌建军，惊天动地；瑞金建政，翻天覆地；北京建国，改天换地”的词句，高度评价了瑞金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

江西兴国曾经以“红色”闻名，这里的群众经受过革命岁月中血与火的考验。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模范县，苏区时期， 23万人口的兴国县，就有9.3万人参军参战，为革命捐躯的达5万多人，姓名可考的烈士达23179名，是全国革命烈士最多的县。据不完全统计，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红军将士就有12038人。

记者：1934年10月16日傍晚，红军跨过于都河算是长征跨出的第一步，但出发地有好几个，对吗？

罗开富：主要出发地有4个：福建的长汀县、宁化县，江西的瑞金市、于都县。参加长征的福建籍红军有28000多人，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只剩下不到2000人。

记者：您能谈一下长征中各方面军的人数、行程等有关情况吗？

罗开富：红军的长征有3大主力和红25军这一支劲旅：

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6日傍晚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转战闽、赣、粤、湘、桂、黔、滇、川、甘、宁、陕11个省区，历时一年零3天，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出发时总人数86859人，到达吴起镇时还有7000多人（也有人说6000多人），行程二万五千里。

红二方面军： 1935年11月19日从湘西出发，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宁、陕10省，历时11个月，行程16000多里，于1936年10月19日到达甘肃会宁将台堡、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出发时，部队有20000余人，会师时，约有8000余人。

红四方面军： 1935年3月28日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先头部队1936年10月8日抵达会宁的青江驿、界石铺，与红1方面军第1师会师，其间转战川、甘、宁、陕等省，经历了3过雪山草地的艰难历程，历时19个月。包括支援人员在内，出发时100000人，会师时，约有12000余人。

红25军： 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出发， 1935年9月18日，在陕北延川县与刘志丹等领导的红军会师。出发时2980余人，艰苦转战10个月，纵横鄂、豫、陕、甘等省，会师时，约有3400多人。

记者：红4方面军为什么走了19月呢？

罗开富：主要原因是张国焘妄图用枪指挥党，分裂红军，自立中央，拖延了时间。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阿坝州小金县达维桥会师。为了消除分歧，统一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 6月26日，党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议。周恩来首先作报告，阐述了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去的理由，并提出两个方面军要统一由中革军委指挥，乘着大好形势，攻打松潘，向川陕甘发展。接着张国焘、毛泽东等13人发了言。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了5点意见，主张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去发展根据地。张国焘在会上陷于孤立，虽然心里仍反对北上，最后也举手表态同意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所以两河口会议记录上写着：“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正式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张国焘为争夺红军的领导权，拖延执行两河口会议关于进行松潘战役的决定，致使红军北进迟缓。后来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提议让出红军总政委这个职位。党中央经过讨论，同意了这个提议，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但野心是永远填不满的坑。北上又拖了17天，中共中央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的沙窝又开了两天会。根据沙窝会议的精神，中革军委决定：全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 8月12日，朱德、刘伯承率领红军总司令部，前往集结地卓克基。从这天开始，朱德、刘伯承等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彭德怀、聂荣臻等战友分头行动，直到第二年10月三军会师后才重逢。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背着中央召开会议，提出要西出阿坝、向青海等偏远地区退却的错误主张。在大部队进入草地第5天，张国焘就命令左路军停止前进，借口敌人此时已清楚我军北上意图并已调敌至甘肃等地，还说草地一些河流涨水。 9月3日，张国焘在葛曲河的一个帐篷里起草了一份电报，说北进“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要快走出草地的中央领导和右路军南下。朱总司令坚决反对，不签字。他以个人名义发了这份电报，并密令随右路军北上的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领红军学校的教员、学员追赶中央领导，妄图挟持党中央南下。

记者：真是惊心动魄。当年红军长征，不仅要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还要同党内野心家斗，真是雪上加霜，艰险无比。后来张国焘又搞什么阴谋了？

罗开富：后来，张国焘见威逼中央南下不成，不顾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反对，竟公然违抗中央北上的正确决定，于1935年9月15日下达命令：无论是已走进还是没有进草地的9万多人的左路军南下天全、芦山至甘孜。这样就二次过草地，重爬雪山。第二年这支部队北上，几乎又走原路，再爬雪山过草地。更令人气愤和不能容忍的是20天后的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公然另立“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后， 1936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和中国革命，决定在党内公布政治局在俄界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由于党中央的多次劝说、批评、教育和斗争，加上从苏联回来的林育英以共产国际名义提出建议，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的不懈反对，张国焘无可奈何，于1936年6月6日取消了伪中央。 1936年10月9日，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等地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宣告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最终破产。

记者：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标志着中央红军的长征的胜利。从此我党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那么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这个落脚点是如何最终确定的呢？

罗开富：说起这个，必须要提到榜罗这个地方。榜罗是个什么地方？ 1984年，我重走长征路进行采访，虽然此前已看过不少有关红军长征的资料，了解了不少地方，还从没听说过榜罗。在瑞金市委宣传部赖永峰等同志陪我去采访老红军顾玉平时，我才第一次听到榜罗。顾玉平是长征时周恩来的警卫员，一直牵着马保卫护送周恩来安全到达陕北吴起镇。“我告诉你，榜罗在甘肃。别看那个镇小，家家泥墙，不少破洞，可是块福地啊。毛主席、周副主席长征路很操心，经常眉头紧皱，可到了榜罗后，就高兴起来了，天天都有笑容。”我刚想问是什么原因，顾老说：“你刚才问我，长征路上中央开了多少次会，都怎么开的，我怎么会知道，那时连师长甚至有的军团长也不晓得。不过，榜罗会议我还能记得一点，几十年了，还常想起呢。”我说，你不是说没参加会么。顾老说：“我是没有参加，不过，周副主席和其他首长从会上出来，他们脸上的表情我还是看得到的，尽是高兴。”1985年9月28日，正是中秋日。经过了近一年的长途跋涉，我终于走到了甘肃通渭的榜罗镇。这个小镇后来名气越来越大了，主要是因为党中央于1935年9月27日曾在这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最终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吴起镇。第二天，即9月28日清晨，陕甘支队在榜罗打麦场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和注意扩充新战士。

红军长征从出发以来，党中央和红军就一直在寻找最终的落脚点。长征路上不论是开了多次会议，打了多少次仗，其实都是为了北上抗日寻找根据地这一目的。从遵义会议后直至会理会议前，红军高层将领谁也没有想到会把中国革命的中心转移到荒凉的中国西部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率领红军经过数百次战斗和二万多里的艰险跋涉，终于找到并最后决定落脚点放在陕北，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征程。这一重要重大决策的决定地，就是榜罗镇。

记者：据我了解，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会议以外，长征路上还召开了很多会议，而遵义会议被称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您能谈谈有关遵义会议的情况吗？

罗开富：长征开始时，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左”倾机会主义者手中。他们不顾实际情况，导致了抢渡湘江时的惨重损失。进入贵州时，红军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以后再往哪里去？迫切需要总结和做决定了，所以说在遵义召开会议，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过湘江电台被打烂了，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遵义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历史性决断的会议。现实使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认清了一条路：王明这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该清算了，毛泽东应该回到党和军事的指挥位置上来。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的召开，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它在革命危急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记者：您曾经说过，我们的党和军队经历了这些艰难困苦，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才能对得起党，对得起革命先烈，对得起沿途帮助过红军的人民群众！

罗开富：是啊，今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将台堡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时说，红军长征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习近平说：“长征永远在路上。这次专程来这里，就是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新的长征路。今天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我们这一代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记者：您徒步长征路，通过学习、研究和体会，收获真大。当时是怎么想到重走长征路的？

罗开富：是湖州给了我机会。 1961年我应征入伍成为铁道兵的一员。我所在的营，近三年时间，一直在江西原中央苏区范围里修铁路，后转去修建成昆线。 6年时间里，部队基本在红军长征出发地和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转，我因此很受教育。六年后，我被调到北京，任中央军委直属的《铁道兵》报编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老红军。后辗转到贵州、云南。有一次我到红军长征经过的曲靖地区调查农村情况近半年。曲靖正是当年红一、红二方面军与敌人周旋和作战最激烈的地方。我看到了许多红军烈士墓，听到许多人述说红军的动人故事，这一直深深留在脑海中。后来随军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采访。这期间，我见到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指挥杨得志将军，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发扬长征精神、坚定信念、团结一致、克难攻坚、不怕牺牲，一定会夺取胜利。”

记者：从那时开始，您就想去采访长征路了，对吗？

罗开富：是的。 1982年《经济日报》创办之初，我就提出徒步采访长征路的想法。但一直到1984年5月，才同意了我徒步长征路的采访报告，并要求我在纪念红军长征出发50周年的1984年10月16日开始徒步走原路，每天写篇见报稿，直至第二年10月19日，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止。安岗总编辑还进一步明确我的任务：“经济日报记者的特点和长处是敢想敢创新、敢克服困难，要一个人一步一步走两万五千里长征路。此次采访的目的有三点：用新闻形式再现当年红军伟大的长征，从而填补历史上没有报纸对红军长征作系统的真实报道的空白；也为了反击当年反动派在报纸上对红军长征的污蔑和歪曲；同时，给今天进行四化新长征的人以启示。”

记者：真正上路后困难一定很多，您是怎么克服的？

罗开富：靠红军长征精神的鼓舞和激励，靠党、政、军有关部门的支持，靠沿途群众的帮助。我第一天走下来，脚上就已经磨起血泡，第二天更重，走到第三天，发现脚上的血泡磨破后竟和袜子粘连了，袜子脱不下来。没法子，只好把袜子剪了，但粘在肉上的碎袜片取不下来。洗又不能洗，怕感染，不洗又怕加重溃烂。天亮前，祁禄山乡长肖锡美，找来医生给我的伤口消毒，在我的脚上分别包上了3只大口罩，减少了摩擦。

记者：每天平均走70多里路，还要写篇见报稿，真不容易啊。

罗开富：红军才真是不容易，那时头上有敌人飞机，地上有敌人的围追堵截，而我只走了两天，就走成这个样子，真有点惭愧，也很着急。这样一步一步走了20多天，不少新的困难冒出来了，首先是通讯手段的落后比想到的要严重得多；再一个电讯费、伙食费等等都是问题。但在报社编辑部的努力下，过了没几天，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部门热情支持和帮助我完成采访任务的消息。中国农业银行发出通知，我在沿途可随时到各县支行预借所需费用。邮电部电信总局向有关省、区及其所属邮电部门发出公电，要求为我提供电讯特别服务……

记者：您在长征路上的红军史料和向导是怎么找的？

罗开富：依靠当地组织。走进这个县，上一个县早几天就通知他们准备好有关史料和向导。

记者：您生了病、受了伤怎么走？

罗开富：我是靠群众帮助才坚持走下来的。给你讲个故事吧。

1984年12月19日，我在侗族向导胡炳益、吴庭玉和县委办主任欧阳昌美陪同下攀登贵州黎平的高洋雪山。当我们爬上山腰，摸黑进了大稼侗族寨子时，四个人都受了伤。我左腿跌伤，又肿又红不能动弹了（后来诊断是小腓骨骨折），被跌破的照相机碎片刺进锁骨的伤口还在流血。几位侗族老人为我擦了药酒，又给我吃了几颗他们自制的止痛药丸。我点着蜡烛写完稿后，欧阳昌美说：“你放心，再苦也苦不过红军，明天一定让你翻过高洋雪山。”

记者：受了这么重的伤，还怎么走啊？

罗开富：第二天一早，寨子里派来了两位身强力壮的侗族向导石光智和周修琦。他们专门为我制作了镶上冰刀的双拐棍。因为我的左腿疼得不能着地，完全靠他们扶着向前移动。后来，黎平县的同志把我交给剑河县的向导顾先球等人后，他们又扶着我走，还派来了医生陪我边走边治疗。一站交一站，这样走了73天，就能靠拐棍单独行走了。没有住过一次医院。

记者：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不畏难险，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在鼓舞着我们开拓前进。听说长征途中几座雪山的高度是您去丈量的？

罗开富：是的。红军翻过的雪山有20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有5座，依次是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打鼓山。我爬的是红军翻越的雪山垭口，比如五大雪山中最高的长板山，主峰海拔4800多米，我爬的垭口是4445米。

记者：是不是遇到了很多危险？

罗开富：与当年红军相比，就谈不上了，有多人保护着我。爬第一座雪山夹金山起点是在四川宝兴县。我爬夹金山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亲自打电话给宝兴驻军领导，要他们派人护送。我爬到海拔3500多米处时，由于体力不支、空气稀薄，昏昏沉沉就跌坐在冰水中，要不是解放军军官杜宝玉及时发现，及时把我拖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后来我还掉进了雪坑，是藏族向导汉尔加拼命把我拉出来的。他告诉我，他父亲就是红军向导，所以政府找到他。最后一座是打鼓雪山，下坡太陡，我不慎滑倒，滚落30多米，是先下山的黑水县严木学等5位藏族向导，在半山腰设置了拦网把我接住的。

记者：草地坐落在哪里？

罗开富：地处川西北，与甘肃、青海3省交界的地方。下了仓德雪山，就进入草地了。

记者：现在经常有报道说，草地沙漠化了，这是真的吗？

罗开富：他们见到的是真的，不过沙漠化是在草地边缘。整个雪山草地82000多平方公里，比浙江省小一些。草地24000多平方公里，沼泽地又占了二分之一。其中的腹心地带日干乔、多玛大沼泽自红军穿越后，我是第一个由9位向导、报务员、医生等帮助下穿越的。

记者：这么多年了，是什么原因没有人进去呢？

罗开富：我先给你讲讲陪我走日干乔沼泽地的向导马胡托一路哼的歌词：我从小就听妈妈讲/想活命就莫进日干乔/自古到今朝/看到有的鸟儿进去了/到如今/还没有见风儿送出一片羽毛。这首歌传唱了几百年，当地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不能进日干乔。进去了，才知它确实危险。第一是变幻莫测的气候：一般早晨是5℃左右，中午20℃，如果出太阳就升到30多℃；如果没有太阳，下了雪，很快降到0℃。其次是沼泽地没办法走，全靠跳。这些沼泽原来也是一片草地，不知从何时开始，因千年流水的冲刷，草甸变成沼泽，仅留下了草根密集的泥墩。泥墩上长满齐膝深的青草；墩与墩之间距离不一，全凭自己的估计：跳得过去就跳，跳不过去或跳不准就落入泥潭中。

记者：是够艰险的。你们一行，掉进泥潭的人多吗？

罗开富：多，天天有。红军三大主力军都走过草地，但进沼泽地的路线不同，重叠的地方少。为了体验，更为了纪念，我们绕来绕去，草地走了15天，其中沼泽走了8天。 8月17日，我们在红四方面军线路上全都深陷泥潭，差点全队覆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自救脱险。

记者：是真体验长征了，脱险就好。

罗开富：离真正的脱险还远呢。摆脱了泥潭的灭顶之险，接着而来的饥饿同样威胁着大家的生命。所有的盐巴、面条、作柴火用的干牛粪都被泡湿了，我们只好劈了床板和几截木头，生了火，用仅剩的几根腊肉骨头熬着泡过水的面块吃。后来木板烧光了，剩下的羊肉就只好生吃。我们还到麦曲河里戳鱼，切块生吞，大家几乎吐尽了黄水和胆汁，仍坚持着往肚里吞。直到第5天，班佑寨的巴尔登等两名藏族妇女送来两大筐干牛粪和一小包盐巴，还有一些酥油、糌巴等，才解了困。当我们喝上烧开的有盐味的茶汤时，本来已被饥饿折磨得连讲话的力气都快没有了的向导秋托，突然喊了起来：“啊！终于回到了人间！”

记者：体验长征，真不容易啊。

罗开富：红军过草地时遇到的恶劣环境和困难，超乎想象。

据史料记载：在过草地时，饥饿的红军吞嚼着火烧水煮后的皮带、枪带、马鞍等，甚至在人粪、马粪中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粒。据统计，整个红军约有一万人没有从草地里走出来。

我进一步明白了，我们的党和军队经历了这些艰难困苦，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记者：这一年多的徒步采访，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罗开富：对我而言，是一次精神洗礼，也使我感受到了肩上沉沉的责任：我要用事实告诉人们什么叫共产党，什么叫红军！共产党、红军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穷苦百姓的人。

1984年1月7日中午，我走到湖南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一进村，我就注意到一位裹着小脚的老人不远不近地跟着我，看着我。我看出来她想跟我说什么，但因为采访的地点分散，直到下午3点多我要离开前，才又去找了这位老人。

记者：这位老人身上一定有故事。

罗开富：这位老人名叫徐解秀。 50年前的那个晚上， 3位女红军和她一块睡在厢房里， 4个人盖着她床上的一块烂棉絮和一条女红军自带的被子。第二天（1934年11月7日）下午3点多，红军要开拔了， 3位女红军把她们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了半条给她。她不忍心，也不敢要。 3位红军对她说：红军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打敌人就是为老百姓过上好活。

在她们互相推让的时候，红军大部队已开始翻山。徐解秀和丈夫朱兰芳送她们走过泥泞的田梗，到了山边时，天快黑了。她不放心，想再送一程，因为是小脚，走路困难，丈夫就和她讲好，送她们翻山追上大部队后就回来。谁知丈夫当天没有回来，跟三位女红军一样，从此没了音讯。年年这几天，她都要在与丈夫和女红军分别的山脚下等好久。她问我：“你能见到红军吗？”我答：“能见到。”她说：“那就帮我问问，她们说话要算数呀，说好了，打败了敌人要来看我的呀！”她说到这里，已流下了泪水。我和在场的人都沉默着，眼角也都湿了。

记者：后来，他们都没有回来吗？

罗开富：是的。徐阿婆一边擦泪，一边自语着：“那三个红军姑娘不来看我，他（指丈夫）为什么也不回家呢？那时我才34岁。不是说好的么，送红军翻过山，就回来，还要我烧好洗脚水等他啊。50年了，我不知烧了多少盆洗脚水了，凉了又烧，烧了又凉，就是等不到人啊！是不在人世了？好心人该给我送个信，我好为他上炷香呀！”

停了一会，老人说：“3个姑娘长得很漂亮，有一个还不到20岁，心也好。你们说，一条被子能剪下半条给穷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人！她们上山时，还在一步三回头地对我说，大嫂，天快黑了，你先回家吧，等胜利了，我们会给你送一条被子来。现在我已有盖的了，只盼她们能来看看我就好。”

我擦了擦泪水，握着老人的手说：“徐大娘，我一定向红军汇报，尽力帮你找到她们。”她点点头说：“找到就好，找不到你也要回来看看我呀。”

记者：您和徐阿婆就这么分别了，后来找到没有？

罗开富：我踏着当年3位女红军的足迹翻山走到里田乡，点了几根蜡烛，带着起伏不平的心情，写下了题为“3位红军姑娘在哪里”的稿件。见报后不久，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15名经过长征仍健在的女红军，委托谢飞向本报记者庹震、汪洋发表的谈话也见了报：“悠悠五十载，沧海变桑田。可对那些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红军的父老乡亲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请罗开富同志捎句话，我们也想念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并表示要想办法找到徐解秀婆婆想要找的那3位女红军和她的丈夫。

记者：您把这些情况都告诉徐阿婆了吗？

罗开富：告诉了。我把这些报纸都寄给了她的孙子朱和荣，也回了信。 5年后，当我背着邓大姐等多位红军送给徐解秀婆婆的被子赶到沙洲村时，想不到3天前老人去世了。她的孙儿朱和荣告诉我：“奶奶临走前的几天，眼睛总是闭了又睁，断断续续地说，那3位姑娘和你爷爷会回来看我的，他们都八九十岁了，走路不便了，一定要想法子把村前到山脚的路修好。要告诉3位姑娘，解放后我就有被子盖了，现在只是太想她们。是她们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红军，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和红军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啊！”他接着说：“奶奶最后说，爷爷回家时你要告诉他，几十年了，已记不清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我每天都在等他啊！我实在等不动了，我先走了，不要怪我啊。”